没办法，只能跑了。我去了安阳，一开始在车站附近的饭店打杂，我年龄小，又机灵，老板挺喜欢我，介绍我到北大街拜了码头，给人押车，运送假烟假酒。过了俩月，估摸着风声过了，我才敢给家里打电话，起先一直没人接，我有点慌，不间断地打，终于在一个晚上接通了。那晚二妮从医院回家拿东西，她跟我说大憨带人把家里砸了个粉碎，姥姥把所有的钱都赔给了他，然后就犯了心脏病，在住院。
我耳边嗡的一声，胸闷气沉。
“奶奶开刀的钱是我姥姥家凑的，你在哪儿啊？”
“还差多少钱？”
“医生说得安支架，还要四万！我昨儿听我舅舅说，他们不想救奶奶了！”
“我马上给你汇钱。”
“姥姥让你别回来，大憨说要杀了你！”
杀了我？
如果当时不是急着给姥姥凑医药费，我就回忆往镇跟大憨拼了。祸不及家人，我都已经跑了，有能耐你过来抓我，抓到了我认，但动我家里人，不合适。我找到当时的老大，说想挣快钱。老大问我敢不敢捅人，我说敢。他说让我去洗个澡，按个摩，吃顿好的，晚上过去拿东西。
老大给了我一把脏兮兮的短匕和五万块钱，没说名字，但我知道那人是谁。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吃饭，称兄道弟的，一转身就骂娘。当时是秋天，草木凋零，文峰大道的夜晚迷蒙而嘈杂，我在电话亭里跟二妮确定她已经收到了钱，转身走进人群，寻找目标。
老大跟我套好了口供，说是那人曾经抽过我一巴掌，我心里气愤不过，就想报复。我捅了三刀，两刀小肠，一刀胃囊，捅得不深，没大碍，但人废了，乖乖交出了地盘。我被判了三年，因为未成年，在管教所服刑，算是幸运吧。服刑的生活很单调，吃饭、干活、整理内务，无聊得厉害时，我学会了织毛衣。用竹签削成的毛衣针，织的时候去管教那儿领，用完了还得还回去。宿舍门上还钉着一张纸，上面印着宿舍里所有人的名字、犯罪性质以及刑期。后来我总是梦见那张纸。
姥姥经常来看我，有时候也带着二妮一起来。她一次比一次老，每次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流同样的泪，每次都带很多东西，我不喜欢忆往镇的烧鸡，但她总带。我的人格障碍，从那会儿开始正式发作了。形容起来比较费劲，我……开始恨姥姥。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那种对立的恨，是细枝末节的恨，有时候她带的东西少，或错过了一次探监期，我都会很生气，对她刻意冷淡，甚至说一些不懂事的狠话，弄得她很伤心。其实我也很难受，但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怕被抛弃吧，觉得没希望，没人爱了，就用姥姥对我的爱来威胁她，企图得到更多的爱。
有一次，姥姥来探监只带了几包天方方便面，我对她发了很大的火。第二天早上，管教跟我说在车站见到了姥姥，她错过了末班车，没钱住旅馆，就坐在台阶上等，管教给她开了间房。那个管教姓沈，驻马店人，我给他磕了三个头，心里发誓要记他一辈子的恩。
服刑的最后一年，姥姥的身体不行，来得少了，她托二妮来看我。二妮就来过一次，是她刚考上了郑州大学商学院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有恨意，我问她大学里的事情她也不答，临走时突然质问我，我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愣住了，才反应过来原来二妮这么怨我。
我俩虽然一起长大，却活像两个极端，她比我懂事多了，从没让人操心过，说到底，还是脑子的问题，比我聪明，从小就知道自己以后需要什么，而我眼里只有当下。可能人性就是贱吧，总是关注半生不熟的人和无关紧要的事，到头来才发觉忽略了最亲的人。之前我还觉得我们是亲人，她肯定会永远理解我，爱我，就像姥姥那样，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
我减了两个多月的刑期，也没跟家里说，出来后直接去找了老大，他摆宴席为我接风，让我继续给他做事，我看他旁边坐的兄弟全是生面孔，不时地交头接耳，很明显是在防备我。我拒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需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