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火，回到宿舍，洗了杯子，就往肚子里灌，还凑钱把楼下售货机里的啤酒买光了。天亮时，酒劲发散，大家都醉了，在客厅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还算清醒，躺在**翻来覆去，纷杂往事混着劣质酒水涌上来，翻身下床，来到卫生间，弯腰一阵呕吐。我们每天都会把雨乡的卫生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刺鼻的呕吐物，沾满体液的纸团，泛黄的尿渍，打扫得一丝不苟，可自己用的卫生间，却脏得不成样子，马桶里的黄色屎垢积了厚厚一层，毛发经常堵住下水口，积水会漫到客厅。
我哇哇又一阵呕吐，腰弯得更低，气味难闻，按下冲水键，在洗手池冲了几把脸，再直起身子，屏幕上是一片空白的文档。我敲打下一行有关寒冷的措辞，随即删除，又敲打一行，再次删除。夜已深，清风和蚊子过窗而来，我翻阅之前的文档，全是有关寒冷的描述。
忆往镇有一个雪糕厂，夏天时最忙，高中毕业后，我就在那里打工。冷库里零下三十度，进去前，需要穿上几层脏得发亮的棉衣，用麻绳扎紧。冷库的空气是苦的，大口呼吸会眩晕。雪糕被一箱箱地从门口的小窗传递进来，我们几个工人排成一排，呼出的气是一道笔直的雾。高级脆筒类的箱子最轻，平价冰棍的箱子最沉，放在空处，越摞越高。若是晚上没睡好，这个过程便会相当难熬，重量传到手臂，带着意识向下昏沉，沉入凛冽霜白的海洋。因为缺氧，我产生过许多次幻觉，最严重时感觉不到冷和重量，晃几次神，货便卸完了，摇摇晃晃地随着前面的人走出冷库，在夏天炽烈的阳光下，我们身披冬衣，霜气升腾，化成水珠附着在身，无比释然。旁人在盛夏时节，看到我们这些穿棉衣的人，也会呆一下。有个年纪最小的孩子说：“这就是冰棍的感觉，我们是一排冰棍。”
我那时没有什么社会经历，写的作品都与冷库有关。写够一些，就去打印出来，坐公交一个小时，步行一个小时，来到村寨，读给姥姥听。姥姥总说，我最大的幸运，是二十年前母亲凭借一张好脸蛋，嫁到了镇上，而这恰恰是母亲的不幸。
母亲没怎么回来过，但一直担负着我上学的费用。初中以后，我一人回到忆往镇，独自生活。高中时迷上了网络小说，勉强考了四百分，可以上二本或者三本。母亲指挥我跟父亲要学费，她这样指挥过我很多次，都没有成功过。父亲从不拒绝，从不实现。
高中毕业那次，母亲非常生气地在电话里骂了父亲一个小时，骂着骂着就哭了。几天后，我在雪糕厂找了份工作。母亲托人捎过来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那是她家里的孩子用过的。
母亲的再婚对象是城关人，平日里在杭州开小超市，很少回来，我只见过一次。那时我已在雪糕厂干了两年，母亲突然让我去城关村赶集。我们在垫着新土的门廊下，喝了些冰啤酒，我才得知他们的孩子已经九岁了，过了会儿，从门口又跑过来一个女孩，六七岁的样子，那也是母亲的孩子。吃完饭，集市收摊散去，母亲带我穿街而过，送我上公交车，又谈起父亲。
“你没事就给他打电话，就按我跟你说的跟他吵，一直打，别停，就是让他烦，把他往绝路上逼。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义务，不是个东西！”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隔着窗户递给母亲。我发现她穿了双破了边的粉色塑料凉鞋，脚掌上的肉溢出孔洞，很难受的样子。母亲愣了愣，在我的坚持下，把钱收下了，说这几年在南方确实很辛苦。
我没告诉母亲，其实父亲来家里看我几次，都是醉醺醺的。渐渐地，他开始向我借钱，好在有借有还。
姥姥听了我写的文章，问我什么是人间清冷之事。我指着她被兽夹弄断的左脚，说这个就算。当年姥姥上山被夹住了脚，找不到放兽夹的人，是县政府的某个部门，扛着摄像机过来，补助了三千块钱，给她截断了即将坏死的半只脚掌。
“写这些东西，能挣钱吗？”
“听说能。”我已经投了许多次稿，都没有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