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的，这问题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
要是英国政府用这个借口把他这本书给禁了，他找谁去要版税？
可是他篇幅最长的，这要是在英国被禁那多可惜。
我们的袁大师此行一个目的就是来和英国出版社来谈这件事情的。毕竟他再不喜欢大英帝国，也不会不喜欢大英帝国发行的英镑啊。
“而本人最喜欢鸿渐兄的……”陈西滢抬了抬眼镜，抬高声音道。
对此袁燕倏一点也不意外。这非常正常，这本正对他们有志于改变时局的赛里斯知识分子的胃口。
“我们中国应该就如鸿渐兄书中那样建立起这样的普及教育制度！”
但是他同时认为真正能看出隐含之意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而陈西滢这种典型的英美化知识分子果然是不明白的。
因为要建立当中那样普及到村级行政单位的教育体系，那绝对要把整个赛里斯颠倒过来才行！
试想一下，书中那位可敬的教师至少懂得牛顿三定律，这肯定有初中水平了。
就算解放以后，初中生放在新赛里斯也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当个账房先生、低级文员这样的小白领绝对没有问题。
而把一位小白领派到穷乡僻壤当老师，他也真的心甘情愿去了，那么可以想见这个国家政府的感召力和执行力有多强大。
所以要建立的不是普及教育制度，而是彻底改造这个国家！
“通伯兄，知易行难啊。所以这是一本科幻……”
袁大师叹了一口气，转移话题道：“通伯兄，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啊？”
陈西滢坦然答道：“明年。和鸿渐兄一样，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要回国……”
回国你老兄就去了北大担任教授。
1924年你老兄和胡适之、徐志摩、王世杰他们创办了。
接着你老兄和鲁迅杠上了，就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留下了不那么好看的一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陈西滢要不是和“同鸿渐先生齐名的鲁迅先生”发生了这么一次论战，仅仅因为他太太——民国才女凌叔华红杏出墙这桩轶事的话，很有可能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而且从表面上看，陈鲁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然而实际上这牵涉到了北大内部的“英美派”和“法日派”之争。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学习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成立了教授评议会。北大的教授们便掌握了一定的实权。
有权必定有利，有利争必随之。
因此北大马上就分出“英美派”与“法日派”两大系，结成团体明争暗斗。
比如校方要请一位教员，而拟请者为留学英美的，法日派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若法日派先提人选，英美派亦必以牙还牙求得平衡。
而“法日派”又被称为“太炎门生”，因为他们之中很多出自章太炎门下，可想而知，其中又以浙江人居多。
于是周氏兄弟这两位留过日的绍兴人不可避免地成了“法日派”。而他们两兄弟聚居的八道湾也成了此派人物的聚会场所。
陈西滢这位留英博士自然是根正苗红的“英美派”。不过“英美派”里面还分为英派和美派。
“英派”经常出入的是东吉祥胡同，因为那里有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这三位留英好友一起借住在这里。这一派后来成了“现代评论派”的主力。
“美派”首脑自然是胡适之，他一开始居住在南缎子胡同，1920年天魔传人还给这个地址写了一张明信片。后来他搬到了钟鼓寺。
他的住所当时是高朋满座，“几乎没有坐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会所。
当然啦，这三派中人没有那么壁垒分明，游走三方的大有人在。英美两派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文人相轻的惯例，再加上北大内部的利益之争，“英美派”和“法日派”的关系真的不咋地。
英美派的刊物有、，法日派刊物则是、。两派刊物对着擂鼓摇旗互骂。所骂内容，只有北大中人知晓，外人却莫名其妙。
所以陈鲁之争确实是理念之争，但是也涉及到两派人物的私怨。只不过陈西滢切入点太差了，鲁迅的战斗力又太强，最后“失道者寡助”，这才大败亏输。
袁燕倏肯定懒得掺和这种破事，反正他不准备去北大厮混，找机会当个客座教授装个逼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