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作为小说，不可能做到完全遵照历史。小说的写法跟做学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做学术一是一，二是二，没有通融的余地。但小说不一样，哪怕明知道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写（比如，北魏并没什么“侯爷”“公爷”的说法，“哥哥”这称呼也是不恰当的，但有时候行文也还是从俗了），只能说在能尊重的细节上尽量规范。一个比较愁人的典型例子就是北魏前中期不流通钱币更不要说银两了，大都是以物易物，绢是比较普遍的交换物，但这个要写起来就不好表述，只能在合适的时候提一提表示一下时代感，比如《锁龙魂》里面说买凌羽花了十二匹绢，当时买一头牛要二十四匹绢，镇兵一年的军饷是十二匹绢，买人要多少钱实在于史无载，十二匹应该差不多吧……
其实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内在精神的反映，应该能够真实传达该时代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在史料缺乏（或史料真实度欠缺）和逻辑性差的情况下允许改写和虚构，但要尊重历史背景，参考历史事件，以历史人物原型为基础，有一定内在关联性，不能太过胡编乱造。十六国南北朝那一段，真的是史料匮乏，《魏书》又是出了名的笼统，很多事和人于史无载，这能从目前发掘的少量墓志上瞥见端倪。能用的史料都用了，整个九宫系列是架构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上的：坞壁林立，北魏朝廷不得不采取宗主督护制进行区域自治，最终是以消亡宗主督护制（坞壁为直接代表），代之三长制达到对地方的实际控制为目标，这个目的达到了才能谈接下来的改革。只不过做为小说，我不能当成论文来写，过度发散，议论过多，所以这些概念是以“九宫会”的兴起和消亡推动情节来表述的。
而“天鬼”实质上代表的是十六国民族和文化的矛盾和融合，在《锁龙魂》里面表达得比较集中。魏晋南北朝真的就是个统称，前魏是前魏后魏是后魏，西晋东晋绝不能都归于晋那么简单，十六国到南北朝对峙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种族和文化大融合的空前的进程，“魏晋风流”也是个复杂之极的哲学或者美学概念，包罗万象。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十六国时期中原不断洗牌，多样性文化最大程度地碰撞交汇，在北魏登上历史舞台后达到了彼此交融的最强音，以孝文帝改革及迁都洛阳为大节点，最终彻底整合，绽放隋唐盛世。所以现在拍这个时代的电视剧少得可怜（架空的不能算数，那就只是把故事随便找个朝代搁上去，安上几个人名，缺乏内在关联性），就是因为太复杂多样，很难提炼。我在修“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史”这门课的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占了课时的一多半，那年代真正是各家思想百花争艳的时候，光是六家七宗就能绕死人，要选一个点来理顺都很难。
我想尝试找一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点，但是首先我要保证的是故事的好看和精彩，而不是流于说教，毕竟我不是在做学术论文或者专著。既然选择了通俗小说的形式，那就严格遵守写作规则，不要放入过多自己的议论，更不能引用过多，仿佛百度百科。我最终用的切入点是北魏对华夏正统的追求以至造成的佛道意识形态之争，及北魏从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定居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最集中的就是《菩提心》的高车叛乱事件，以及北魏前中期官员无俸，这个点遍布在《九宫夜谭》各集），但这个切入过程是缓慢的，是透过江湖写朝廷，由外围至核心，逐渐深入（还是考虑到接受度，大概要到五以后才比较明显，而且深入程度是一本比一本强，第二部会更强），以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融为背景，还原北魏社会架构，以艺术真实来传达历史真实，展现时代画卷。《九宫夜谭》披着一张悬疑的皮，实则连宫斗权谋都不能算，因为要表达的东西根本不是谁要上位，也不是什么小儿女的情爱，往国仇家恨说都小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和大量历史细节都藏在故事里面，直露了就会失去文艺性，至于大家能感受到多少，那就是接受美学的讨论范围了。当然，我在某些章节后面加了一些知识点，以补充小说无法涉及到的范畴，比如我实在没办法在书里配个图说《菩提心》里面的武周山石窟寺就是现在的云冈石窟，北魏五帝造像至今尚保存完好……
只不过，虽然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但仅作为作者本身，我仍然是想吐嘈的。我常常有一种冲动，觉得应该做个系列评论，比如《论〈红楼梦〉中男一号贾宝玉的出场戏份》《小说与戏剧的差异性——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令狐冲在〈笑傲江湖〉出场得那么晚他也算男主角吗？》《〈基度山伯爵〉的爱情戏是不是太少了点》《鲁迅的〈药〉和〈祝福〉是如何完美使用侧面描写手法的》等等。
站在专业的角度，我所有的文艺批评理论都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是背道而驰，在这个无处不谈IP的背景下一切都可以走上贝克特的荒诞舞台。如果说大众文艺本来定位于地平面，那么现今就已经下降到了死海的海拔。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被用到了极限，所有的灵韵都已经消耗殆尽，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波德里亚的仿真时代，一切都在延展，抽象，变形，分离。但是，我始终还记得我在上文艺批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老师讲的“文艺具有导向性”，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反思，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具有存在的意义，或者根本就是垃圾，一无是处。那一年我满三十，古人“三十而立”诚不欺我耳。至少从这一刻开始，我对出自自己笔下的东西负责，先服从社会价值而非迎合商业主流。就我本人而言，不管是站在文艺批评的角度还是作者的位置，也期望有朝一日市场回归理性，文艺复归独立（一定程度的独立）。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怀念国内八九十年代那个文艺百花齐放的时代，只有文艺具有独立性，才可能具有纯粹性，才可能真正具有不随时间流逝的美学内核。
璇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