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韶文的长子陈纬仪退休前是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现在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每天闲在家里不是养养花就是逗逗狗，感觉还有点不太习惯，因此当他接到杜撰的电话时，表现得十分热情，很欢迎对方上门来拜访。
杜撰和胡蝶敲门时，出来应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他戴着黑框眼镜，鼻子高挺，嘴唇很薄，穿着一件灰色羊毛衫，里面是暗红色的棉衬衫。
“你好，请问你是陈纬仪老师吗？”
“是的，你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杜先生吧，请进、请进。”
陈纬仪带杜撰和胡蝶来到客厅坐下，又忙着给他们端茶沏水。坐定之后，杜撰说：“昨天在电话里我已经将来意都告诉陈老师了，之前实在是没想到令尊的日记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这些可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啊。”
“说起来这些日记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才保存下来的，”陈纬仪叹了一口气，说，“我父亲是一九六三年去世的，去世以后他的遗物都由我母亲保管。**的时候，母亲把装有父母日记的箱子埋在地下，才得以幸免。一九八三年我母亲去世之前，把这些日记都交给我保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妥善地保存着。”
“那么关于民国三十七年的林晖盛案，令尊在世的时候曾跟你们提起过吗？”
“你昨天打来电话以后，我把我父亲民国三十七年的日记给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案发当时我只有十岁，根本不记得父亲有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件案子了。解放后我父亲经过培训学习，在公安局留职工作，不过从那时起他就绝口不提自己在解放前办理的那些案件了，即使我问他，他也不说。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我父亲从公安局退了下来，挂职成了一名顾问。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自己以前的日记，还做了许多笔记，都用小纸条的方式贴在日记本上，可以说他的日记本就是他多年刑侦工作的总结，所以我母亲才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妥善保管着父亲的日记。”
“真是太好了，”杜撰搓搓手，说，“现在能让我看看日记吗？”
“好的，”陈纬仪站起身来，说，“请跟我来。”
陈纬仪把杜撰和胡蝶带到书房，他打开书柜，从最下面拿出一个陈旧的木箱子，又从木箱子里拿出一本泛黄的册子，小心翼翼地交到杜撰的手上。
杜撰翻开册子，只见上面的字迹十分清秀工整，日记本里几乎每隔几页就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陈韶文对当时事件的再思索，虽然时间前后差距十多年，可是字迹工整依旧，可见陈韶文为人的严谨和认真。
“这本日记记载的时间是从民国三十七年的元旦到民国三十八年的二月。”陈纬仪介绍道。
“你能将这本日记借给我吗，”杜撰兴奋地说，“请放心，我一定会妥善保管的，看完之后立刻归还。”
陈纬仪点点头，说：“可以，请拿去看吧。实际上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和警察博物馆联系，准备把我父亲的日记都捐献出去。”
“真是太感谢了。”杜撰由衷地说。
“哪里，我们到外面坐着聊吧。”
“好的。”
三人重新回到客厅，陈纬仪喝了一口茶，说：“冒昧地问一下，杜先生是想将这件案子写成小说吗？”
“有这个打算，”杜撰沉吟一阵，说，“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将整件案子从头到尾地搞清楚。”
“哦——”陈纬仪看了杜撰一眼，疑惑地说，“莫非杜先生认为这件案子还有什么隐情吗？”
“要说有什么隐情的话，我也不能确定，只是有一件事让我十分在意。”
“什么事情？”
“我昨天去拜访了案件当事人林晖娴的后人。”
“是吗？”陈纬仪显得有些惊讶。
杜撰将昨天拜访乔万康的经过详细讲述了一遍，听完之后，陈纬仪长叹一声，说：“没想到他们的生活如此曲折，真是命运多舛啊。”
“是啊，”杜撰顿了顿，说，“临走之前，乔万康对我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说他母亲临死前一天曾跟他说过一句话，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陈纬仪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