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所说的虚惊，是指5月份刚发生过的鄂西战役。国民党军队的内河船舶数十艘，共约2万吨物资，不能进入川江，停泊在鄂西平善坝附近，日军以抢劫这批船舶为目的，发动了对第六战区的战役进攻。当时常德百姓以为日本人要来占常德，一时间惊恐四散，损失巨大，但实际上日军根本没有犯常的企图。
可这次日本人大军压境的汹汹来势，能与鄂西战役的小偷小摸相比吗？尤其是，余程万仔细琢磨了重庆军委会下达的作战部署，更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觉得，这个作战部署使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作为职业军人，鲁莽型的比较勇猛，智者型的比较多虑。余程万属于后者。从他的经历看，他在学校钻研书本、研究理论的年头，要远远超过他带兵打仗的年头。他出生在广东台山一个比较富足的人家，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接着又毕业于广东铁路专门学校，他是为数甚少携带大专文凭考入黄埔军校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老练成熟，所以他是继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李之龙之后第二个成为将官的黄埔毕业生。当时他年仅25岁，风华正茂，又比其他同学多出点书卷气，所以似乎更适合在军事理论上发展自己。1928年，余程万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同时还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这在国民党将领中实为鲜见。1931年10月，余程万毕业后就任南京警卫军教官，教战役理论。可仅过一年，不知是国民党军事理论界对他的赏识，还是他本人的意愿所使，他又入陆军大学研究班深造。凭学历，余程万完全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才子。可是军队历来是丘八的天下，才子并不受欢迎、受赏识，所以余程万拿了一摞文凭到作战部队报到时，才当了个第49师289团的团长。营长都是少校，而团长则是个少将，令人哭笑不得。
余程万并不气馁，他自信自己在作战指挥上也不是个有识无胆的弱者。很快，他就用几个漂亮的战斗，让人对他刮目相看。没几年，他就擢升为第74军副军长兼57师的师长了。但常年造就的理论素养，还是难以改变他对各种战略部署的反复揣摩和深思熟虑。
他一眼就看出，军委会此次对常德会战的兵力部署，依然是“天炉”战法的模式。“天炉”战法，是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授意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总结出来的杰作。
1941年12月，第74军奉命开赴长沙参加第三次会战，他们于1942年元旦那天登车向北远行，1月4日晨到达湘桂铁路湖南起点衡南的霞流市附近。正准备徒步行军，接到长官部电话，犯长沙之敌已败退，74军即在衡山附近集结待命。不久，传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胜利的捷报。王耀武为学习友军守城经验和全面了解第三次会战致胜原因，抽调军、师参谋人员及特种兵部队长、步兵团副团长等约30人，由副军长余程万、副参谋长孟广珍为首，组成参谋旅行团。报经长官部批准后，赴长沙及湘北其它地方作战地参谋旅行训练。长官部对74军参谋旅行团颇为重视，先由参谋处长赵子立报告会战经过及第10军固守长沙街市取得胜利的经验，后又派副官处梁处长代表薛岳在长沙易宏发西餐厅宴请全团成员。
期间，余程万一直注意“天炉”战法，并与赵子立有过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天炉”战法就是后退决战。它分为两部分，一是诱敌深入，将敌引向某处诱饵地点，引到烧红发烫的天炉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