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
念叨着这个词，管明棠禁不住一愣，他诧异的看着陛下，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当初喊着要“国进民退”的正是眼前的陛下。
当初正是陛下拿出了以“计划”为核心的“特殊经济方针”，在当时不仅管明棠和德国顾问，甚至就连同一些国内工商业界人士都不赞同采用那种“特殊经济政策”，但最终，特殊经济政策充分证明了他的优点。
它可以更自觉、事先调节经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对经济进行预测和规划，制造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从宏观上优化资源配置，对经济重林结构进行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可以规划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向，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办成急需工业，而且国家统一采购设备、引进技术，又有利于降低采购和引进成本。总之，无论怎么看，中国模式都是优点多多。
而在过去的九年之中，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产生了一个奇迹般地的量变，钢铁产量从帝国元年的120万吨增加到1500万吨，煤产量从400万吨增加至6000万吨，造船吨位从10万吨增加至45万吨，工业产值早在第一个四年计划完成之后，就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九年的工业发展，使得中国可以生产任何一种型号的机械，甚至在某些工业领域还领先于世界，而这一切的都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经济政策，可以说“计划”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促进经济的增长的强大动力。
尽管中国的工业发展成绩显著，但作为帝国工业的主管者，管明棠却清楚的知道，曾经被视为工业成就那一系列的大型、超大型企业，在第二个四年计划完成的时候，也就是从去年起，开始陷入了一个新的僵局。
而这个僵局正是中国特殊经济体制带来的僵局，在制定第三个四年计划时，国内对此就曾产生过争论。
这时陈默然从桌面上拿起一份报告，只看那份报纸，管明棠便知道，那是自己写的报告，是要求将一些企业出售给民间企业的报告。
“……第二个四年计划实施后，随着帝国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曰益复杂，这种特殊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前提上的：一是帝国计划部门对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全部信息；二是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个前提越来越难以成立。”
念着这份报告时，陈默然在心下微微一笑，事实上，自己一直在等着这份报告，计划经济在初期充分显现了他的威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自己制定的计划经济政策，想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变革根本就是做梦，但好处多，坏处同样也不少。
“而随着公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公民需求极其复杂，变化极快，由此产生巨大巨大信息量。另外，由于地方、部门、企业利益的相对读力姓，传递信息中也有失真的情况。所以，中央计划部门要准确惧到这样巨大的信息量，并迅速做出反映，编制成一个统一的、各部分相互衔接的计划，并层层下达到基层单位去执行，根本就不现实。
而从利益方面来说，要求社会的一切经济组织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和要求去执行计划也是不可能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条件的变化，原有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合上手中的报告，陈默然看着管明棠。
“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的时候，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它过分强调用行政的、政治的等非经济手段来管理发展经济，从而使国民经济一再陷入“膨胀——压缩——再膨胀——再压缩”的恶姓循环中而难以解脱，嗯，所以，现在时候改变了！”
一句话吐出后，陈默然沉思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