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在东部并没有像他在西部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试图用唯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用一次大胆的进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并不在于前进太远（因为这就是他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行动），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在于采取了浪费兵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撤退路线考虑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撤退的时间晚了一些。
俄军为了完全阻止拿破仑撤退，曾先于敌人赶到别列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利的证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点正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虽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但这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原因。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失败程度的地形条件并不多。假设没有横在大路前面的别列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也没有茂密的森林，通行也不那么困难，那么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无可奈何地让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推进，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如果人们采用这种方法，让中间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任何一侧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行进到前面的中间部队快速回头来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取得什么成果吗？
我们绝不能说拿破仑不关心对侧翼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人数占优势的兵力；在围攻里加时他动用了相当于一个军的兵力，而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岑贝格率领的5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可以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带还有维克多率领的3万人。甚至在11月，俄军兵力已经大大增强，法军兵力大为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对于在莫斯科的法国兵团而言，其背后的俄军兵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是11万人，而施瓦岑贝格、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8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比这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侧翼。
拿破仑在1812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60万人，如果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岑贝格、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渡过涅曼河的5万人，而是25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犯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错误——这也是可能的，那么，虽然这次战局依然是失败的，但是理论就不能对它进行指责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如果说这个损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也只是因为损失的绝对数量太大。
关于主要行动、它的发展趋势以及不可避免的危险的讨论就至此为止。关于次要行动，首先要指出，所有的次要行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如果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目的是在巴黎会师；如果在会师以前每一支军队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就称之为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的军队在前进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最好是给每支军队分配适当的兵力，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会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会出现。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要分兵前进，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回答，不能像跳四组舞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的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