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大帝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一定优势，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增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寻求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马克和萨克森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最后以失败告终，他被迫在以后的战局中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才夺回了自己的战区。这样的优势只能归功于防御。
1758年，当敌人已经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进攻。他想在敌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茨，尽管并不是希望长期拥有这个地方，更不是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对付奥地利人的工事，作为抵抗对方进攻的外围工事。这样做使奥地利人不得不在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以使他们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争。然而，腓特烈的这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觉到这种进攻只能使不利对比的差距增大。他把兵力集中部署在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样就可以利用作战战线较短这个条件向受到威胁的地点及时增加兵力，在会战不可避免时进行会战，有机会时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静静地等待，积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这就是他战争计划的概况。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行动越来越消极。因为他看到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于是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这时一切都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布防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布防都可以说是单线式的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是多么迫切地盼望冬季休战期的到来，当他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冬季休战期时又是多么的高兴。
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要看看他的勇气就会惭愧。我们认为做出这种判断是十分轻率的。
在我们看来，邦策尔维茨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因为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很快会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战争所使用的力量和以前是不大相同的，当时能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在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敌人的特点。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这些人的战争手段，连腓特烈自己都不觉得有多么出色，而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通过等待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使他的军队遭到毁灭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要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对比不利得多。然而俄国人在战局进程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暗地里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经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在西班牙的消耗战弄得他手忙脚乱，幅员辽阔的俄国让俄军通过上百英里的撤退来极大地削弱他的军队。在这种伟大的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能成功（亚历山大皇帝不议和或者他的臣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怎么会成功呢？），俄国就有可能进行猛烈地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可能导致敌人的毁灭。俄国人无意中执行了一次绝妙的战争计划，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制订不出比这更好的了。
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而且甚至认为这种计划是荒谬的，但是这在现在却不能成为理由，不能成为我们把这种计划当作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习，那么就必须把发生过的事情看作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并非是一堆偶然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对这类事情有判断力的人都会承认的。假如俄国人能够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军力量的削弱和对俄国有利的转变还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转变肯定不会那么剧烈，那么有决定性意义。俄国得到的这个巨大利益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也就是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才能取得重大的积极战果。即使在防御中，也只有巨大投入才能获得巨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