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一所守卫森严的高级公寓内。
这里已非上海华格腊路的杜公馆，但依旧是杜月笙遥控四方势力的重要据点。
自淞沪会战惨烈结束，上海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沦陷后，杜月笙便深知租界亦非久留之地。
他这位上海滩的“地下皇帝”立即成为了日本人极力拉拢和威胁的目标。
日方多次派人游说，许以高官厚禄，甚至由资深特务、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亲自登门，承诺给予其在“新秩序”下的种种特权，但杜月笙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
在利诱不成后，日本人转而施压，甚至派飞机在他四夫人姚玉兰的住所上空低空盘旋，进行赤裸裸的恫吓。
面对如此困境，杜月笙当机立断，于1937年11月26日夜晚，仅带几名贴身仆从，乘坐一辆毫不显眼的普通轿车，以饭后散步的假象巧妙摆脱了日方的严密监视，悄然抵达公和祥码头，登上了驶往香港的法国邮轮“阿拉密司”号。
带领着指挥中枢和核心团队抵达香港后，他并未就此沉寂。相反，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一项秘密重托——主持“上海统一委员会”。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下机构，旨在整合与领导滞留上海的各派力量，包括工商、金融、教育界人士以及帮会成员，进行隐蔽的抗日活动。
杜月笙虽身在香港，却通过复杂的秘密渠道，遥控指挥着在上海的委员：如蒋伯诚、吴开先等人开展工作，从筹措巨额抗日经费、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到策划针对汉奸的惩戒行动，他都深度参与。
同时，他凭借在江湖和航运界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网络，积极协助将海外援助的物资和军需品，从香港、广东等地，通过错综复杂的秘密通道，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抗战前线。
他在香港的这所公寓，也俨然成为了流亡港岛的上海各界名流、南下政要以及各方势力代表的聚集地。
他利用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和人脉，为抗日事业积极募捐，并协调着各方复杂的关系。
此刻，杜月笙正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听着收音机里关于“临沂大捷”和“顾修远旅长”的连篇累牍的报道，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但紧握座椅扶手、微微发白的手指关节，却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这时，他的心腹弟子，同样在青帮中地位崇高的陈默，几乎是一路小跑着闯了进来，手里挥舞着几张还带着油墨香的报纸，以及一份更为详尽的内部情报。
“先生！先生！天大的好消息！”陈默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他甚至顾不上平时的礼数，直接将情报递到杜月笙面前，“您快看！击毙那个日本老鬼子板垣征四郎的，是…是徐天宏那小子！”
“什么？”杜月笙猛地睁开眼，原本慵懒的身姿瞬间坐直，一把抓过那张薄薄的情报纸，目光如电般扫过上面的字句。当他确认无误后，拿着纸的手竟微微有些发抖。
这消息，如同一道强光，穿透了他自撤离上海后心中积压的阴霾。 自他们离开，日军扶植的“大道市政府”于去年十二月五日便宣告成立，上海彻底变色。
他苦心经营的青帮势力瞬间群龙无首，迅速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在日本人的高压和利诱下，可耻地选择了投靠日伪，其中甚至包括昔日与他称兄道弟的“三大亨”之一张啸林，此人如今正上蹿下跳，积极与日本人勾结，准备出任伪职，令他痛心疾首。
当然，也仍有部分忠勇的门生故旧，遵照他从香港秘密传来的指示，在上海进行着极其危险的抗日活动，协助军统、暗杀汉奸、传递情报，但终究是势单力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而此刻，这个曾经在他手下做事、后来毅然跟随顾修远将军抗日的青年，竟在正面战场立下了如此不世奇功！
这如何不让他心潮澎湃！
“好！好！好一个徐天宏！”杜月笙连说三个好字，脸上终于绽开了难以抑制的激动笑容，他看向陈默，“没想到…没想到这小子，真干出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给老子长脸！给我们青帮十万弟子长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