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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隋唐时是门阀政治，唐朝也被人称之为最后的贵族时代。
李璟后世读的是国学院，对于唐代的高门士族也算了解一些。士族政治最辉煌的阶段有两个，两晋北朝以及唐朝。在初唐盛唐之时，高门士族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打击，唐太宗曾专修氏族志，提高李氏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庶族地主，压制旧士族势力，加强皇权。高宗时甚至特别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武则天更是清除了当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诸多士族势力，结束了魏晋以来的关陇贵族统治。
在她当政的五十余年间,大力推行科举，对士族地主官僚阶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同时对庶族地主阶级大力扶植,从中选拔人才,打破以往士庶界限，高门士族一度退出朝廷的政治中心。
诸士族虽然一度被压制，但是到了中晚唐时，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特别是进入晚唐之后，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盛唐时，山东高门等为首的士族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士族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可是据李璟所知道的，到“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高门士族反而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李璟的老师崔芸卿的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
盛唐时高门士族清贵而不权贵，可进入到了此时，尤其是山东的高门士族不但名望天下，更加多有族人身居朝廷高位要职。且这些士族发展极快，繁衍众多，开枝散叶，族内也是分工极细，大多聪慧的子弟读书，另外一些则学武从军，就连那些旁支分房的考不了进士做不了武将的，也都顶着士族的名头，借着士族强大的财力开始经商。
此时的士族，集清贵、权贵、富贵于一身，当朝的宰相都感叹，恨此生未能娶五姓女。这些高门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愿意与皇室联姻。高门士族的公子都早早婚娶，就怕娶公主。而高门士族的女儿也多不愿意嫁给皇子皇孙，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将孙女嫁给高门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文宗尴尬地叹息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山东门第最高的五姓，也都世代相互通婚，而不肯与外族通婚。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
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高门士族，李璟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厌恶或者说向往。这种数百年上千年才产生的士族，不是短时间的产物。而且说来，李璟能有今天的成就，其实也多是依靠了崔芸卿，而崔芸卿正是五姓七家之一的清河崔氏的青州房。不过眼下虽然士族在唐代达到了最峰巅，但李璟心里却知道，这也将是他们最后的繁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