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医生把那张床推走的时候，走廊尽头出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方翠阿姨和李清月。
李清月穿着那身蓝黑色的校服，背着书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像是放学之后直接赶过来的。
她站在走廊的那一头，隔着长长一段距离看着我，没有走过来。
就那么站着。
走廊的白炽灯在她头顶投下一圈惨白的光，她的脸藏在灯光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
方翠阿姨走过来的。
她穿着一身宽松的深蓝色裤裙，整个人看起来比之前圆润了不少——不是胖，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丰盈感。
她走到我面前，没有说什么节哀顺变之类的话，而是直接张开手臂把我搂进了怀里。
她的怀抱很温暖，带着一股淡淡的葱花味和面粉味——大概是出门前来不及换下那件围裙。
“宾宾，要撑住。“她的声音压在我头顶上，闷闷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你有奶奶，还有我，还有清月。“
我埋在她肩窝里没有动，鼻尖酸得厉害，但我没有哭。
我已经哭了太多次了，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眼眶里只剩下一种干涩的、烧灼的感觉。
方翠阿姨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后背，像小时候我摔跤了她也是这样拍的——力道沉沉的，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传进来，带着体温。
奶奶没有哭。
她一直坐在走廊那把不锈钢排椅上，背挺得很直，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看着医生推着那张床消失在走廊拐角的背影。她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一声短促的摩擦声。她走到我面前，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抬起来，落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宾宾，咱回家。“
就四个字。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煽情，没有哭天抢地。她说完就转过身，佝偻着背往外走，脚步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我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医院大门。深秋的风迎面扑来，带着一股清冷的、干燥的、人间烟火的气息。
那是十三岁那年秋天，我最后一次回头去看那栋灰白色的住院楼。
李清月还站在走廊尽头那个位置，隔着玻璃门，她的身影缩成了小小的一团。
我没有看清她有没有在哭。
葬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大摆流水席，没有请吹鼓手，就是家里几个人加上几个父亲生前跑船时的老同事，在老家的院子里烧了一叠纸钱，洒了三杯白酒，立了一块碑。
碑是奶奶选的石头，青灰色的，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份，简单得没有一句多余的悼词。
父亲以前跑船挣的钱，大头奶奶还是存着的。
白伟华这个人，手松管不住，在牌桌上输了不少，但他每次跑船回来交到奶奶手里的那一份，奶奶一分都没动过。
存折压在她衣柜最底下那层那个铁盒子里，用一块红布包着。
但坐吃山空这个道理，奶奶比谁都明白。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奶奶和方翠阿姨开始蒸包子卖了。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谁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她们两个人在厨房里商量好的。她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了。我睡在堂屋的折叠床上，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水龙头打开的声音、面盆被放在案板上的闷响、方翠阿姨轻声问“面发好了没“的声音、奶奶用围裙擦了擦手说“还差一会儿“的声音。那些声音低低的，混在黎明前最深的那片黑暗里，像是这个家还在呼吸的证明。
方翠阿姨的手艺确实好。
她做的包子皮薄馅大，面皮发得恰到好处，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肉馅调得鲜而不腻，咬开来还有一汪滚烫的汤汁。
奶奶负责揉面和包包子，方翠阿姨负责调馅和上笼蒸，两个人配合得像是已经搭档了几十年。
头几天只做了一笼屉试水，拎到菜市场门口摆了个小摊，还没到中午就卖完了。
后来越做越多，三笼、五笼、八笼——老街坊们口口相传，都知道菜市场门口那个戴蓝布围裙的方大姐卖的包子实在，一块钱一个，咬开直冒油。
日子好像在慢慢恢复正常的轨道。
我在体校的训练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每天天不亮出操，跑步、力量、投掷，循环往复。
汗水冲刷着我的身体，也冲刷着我脑子里那些不愿意去触碰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