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
我站在老屋门口的那棵槐树下，手里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迷彩行李袋。
我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旧迷彩服，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被高原的烈日晒褪了色，脸被高原紫外线和风雪联手加工成了深小麦色——奶奶打开门，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她眯着眼睛，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身体往后仰了仰，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开口：“……我还以为是从非洲逃难来的难民跑到咱家门口来了。“
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弯了起来。
那两年的时间，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
我在高原上经历了从平原长大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适应期——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嘴唇干裂到说话都会流血、零下二十度的夜里站岗时感觉自己的睫毛都被冻在了一起。
但我也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壮丽的星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巨川横贯天际，明亮到让人觉得伸手就能捞起一把碎钻。
我的肩膀比以前宽了将近一拳，手臂上青筋虬结，腹肌的沟壑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
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背着三十公斤的装备跑五公里之后，我学会了用最少的氧气做最多的事，也学会了不在不值得的事情上浪费情绪。
奶奶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她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走路的时候需要拄着拐杖慢慢地挪，但她的精神头还不错——每天上午还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睛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方翠阿姨的包子铺已经不再是当初菜市场门口那个小摊了。她咬着牙租下了街口那间门面，请了两个帮工，挂上了那块红底黄字的招牌——“白云大包“。生意好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每天早上门口都会排起一小截队伍，有老街坊也有路过的上班族，甚至有从城那头专程开车过来买的。方翠阿姨整个人白净圆润了许多，气色红润，讲话的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不少。
白羽已经上幼儿园了。
我刚到家那天，她躲在方翠阿姨身后，露出半张脸偷偷看我。
我蹲下来，从行李袋里掏出一串用红绳穿起来的牦牛骨挂坠——那是高原上的战友送我的，打磨得很光滑，每一颗小骨头都被磨成了圆润的米粒形状，串在一起，风一吹会发出细碎的、类似风铃的声音。
我把它举到白羽面前晃了晃，白羽那双乌溜溜的眼睛跟着那串骨头上下转了几圈，然后她从方翠阿姨身后探出半个身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抓住了那个挂坠。
然后她笑了。和她刚长牙那会儿一模一样的笑，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白牙。
我把她抱起来举过头顶的时候，她咯咯地笑得更大声了，两条小腿在空中乱蹬。方翠阿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她低头擦了几下眼角，转身走进了厨房：“回来了就好。晚上给你蒸包子吃，多蒸两笼。“
我抱着白羽在院子里转了半圈，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隔壁那扇紧闭的房门上。
“姐姐呢？“
方翠阿姨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隔着一层油锅的滋滋声，有些听不真切：“清月啊。她考上省城的医药大学了，一本。开学早，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
我没有接话。
低头看了看怀里正把那串牦牛骨挂坠往嘴里塞的白羽，轻轻地把骨头从她嘴边拽了出来。她不满地“呜“了一声，在我怀里扭了两下。
省城。医药大学。一本。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我坐在院子里的老竹椅上，抱着白羽，让她在我膝盖上蹦跶，秋日下午的阳光从槐树叶子缝隙里筛下来，在院子里投下一片细碎的光斑，风一吹，那些光斑就跟着晃，晃得人眼睛有些发花。
我走的那年她还没高考。两年过去，她已经是大一的学生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考的试，什么时候填的志愿，什么时候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些消息我都是回来后从方翠阿姨嘴里零零碎碎听到的，拼在一起，凑成一个模糊的轮廓，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一个人影。
我知道她考得不错，知道她去了省城，知道她选了药学专业。
这些消息像是一些与我无关的、报纸中缝里的新闻，读过之后合上报纸，窗外依然是高原上那片蓝得刺眼的天空。
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