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
教堂后排无人在意的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领子竖着，手里没有伞，肩头和发梢上沾着一层细密的雨珠，显然是在外面站了很久才进来的，那些雨珠伏在他身上，像一层薄薄的、不肯掉落的冷汗。
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剪得很短，鬓角修得干干净净，露出一截线条利落的下颌。
他大概二十岁左右，身材颀长，站姿松弛，但眼神却很锋利。
那是一双很静的眼睛，不阴沉，只是静。
像一口深井，冬天的那种，看不见底，也看不见波澜。你往里头扔一颗石子，很久很久都听不到回音。
他站在那里，和这座老教堂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不是因为他穿得不够体面，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和祷告、眼泪、悼词完全不搭界的气质。
那是一种审慎的、耐心的、正在工作中的气质。
像一只猫蹲在老鼠洞口，不是在等，是在计算。
像一个棋手在阅读对手的布局。
他叫宁洱声。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他说是祖母起的，普洱的洱，听雨声的声。
名字太雅，配他这个职业显得有些错位，他在伦敦做了十二年私家侦探，接的都是最琐碎的案子——找走失的猫，拍出轨的丈夫，查冒领保险金的滑倒事故。
偶尔也接一点有意思的，比如这一桩。
伦敦警方外包给他的一个案子。
宁洱声是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接到那通电话的。
电话那头是伦敦警局重案组的警司艾登·布莱克，她们认识多年，合作过几次。
艾登说话向来不拐弯，开门见山地说东区有个案子想外包给他——一名华裔女性在家中遇害，初步判断为他杀，但案发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效线索。
警局人手紧，案子在手里捂了两周毫无进展，上头催得紧，只好走外包程序。
“这个案子有点像仇杀，可是这个女人她的仇家似乎都比她早死。”艾登在那头抽着雪茄，声音从烟雾里穿过来，显得懒洋洋的“唯一有意思的是，她有两个女儿，她的大女儿在做笔录的时候竟然说她怀疑她的妹妹，她的亲妹妹。”
艾登似乎在电话那头笑了两声，摇了摇头，“在她的坚持下我们查了她小女儿的档案记录，人家早就移民美国了，从没回来过，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真是太可笑了。”
宁洱声感兴趣的挑了挑眉，就像一只老猎犬闻到了远处的血腥味。
作为私家侦探，他一眼就看出来这里面有猫腻，而且……有利可图。
毕竟，做私家侦探这一行，最好的外快就是——用手上的私人“资料”进行敲诈勒索嘛。
他不是圣人，他的道德感就像他的西装，需要的时候穿一穿，不需要的时候就挂在衣橱里。
这种家庭秘辛最有价值了，特别是，两个当事人都很有钱。
钱这种东西，像一层蜜糖，把人心裹得又甜又黏。
“案卷发你邮箱了。”艾登说。
宁洱声放下电话，把脚从茶几上放下来，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案发现场的照片拍得很全。
柳月珍仰面倒在厨房地板上，身下一片深褐色的血迹，像一朵开败的芍药，花瓣已经干枯卷边，颜色深得发黑。
腹部有四处刀伤，创口集中在腹部。
法医报告里写，最深的一刀刺穿了胞宫，刀刃在腹腔内转了半圈。
转了半圈。
这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纸面上，捅进去还不够，还要搅一下。
凶器是厨房里一把水果刀，刀柄被擦过，没有指纹。
死者指甲缝里没有皮肤组织和血迹，DNA检测不出来，不在警方数据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