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带着柳寅回到伦敦的时候，又是一个雨天。
这城市像是永远不会晴。灰的天，灰的楼，灰的水汽从泰晤士河上升起来，把一切都罩在一层薄纱里。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在雨中行驶着，司机穿深灰制服，室外的雨淋不进舒适温暖的车厢里。
柳寅的脸贴着车窗玻璃，看外面陌生又熟悉的街景一格一格往后退。
柳寅安静了片刻，手指在起了雾的车窗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鸽子。
“这里还是看起来好旧，”她说，“天好灰。”
“伦敦就是这样的。”柳依说。
Elliot在旁边安抚的捏了捏她的手，他把她整个人都搂进怀里。
柳依依旧讨厌这座城市。
讨厌它的天气，它的气味，它每一个转角里藏着的记忆。
但她在离开这里八年之后，又带着她的女儿和丈夫重新回到了这里，这个潮湿发霉的城市。
人总是会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不是因为原谅了什么，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具尸体在等她告别。
殡仪馆在东区一栋维多利亚式的老建筑里，灰砖墙上爬满了枯藤，铁门上的油漆剥落了半边，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
柳依牵着柳寅的手走进去，高跟鞋敲在旧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荡荡的回响。
柳月珍拿着Elliot给的“聘礼”早就换上了大房子，一个人居住，但她的身份证明还是在东区，所以她死后也被警方送往东区殡仪馆。
——这里承载了她大半的人生，她在搬离这里的时候大概没想过死后会重新造访，就像柳依从没想过重新回到伦敦是这样的光景。
Elliot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另一只手揽着她的肩膀。
他的西装是深灰色的，领带是黑色的，鬓角的银白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显得格外触目。
柳衍站在走廊尽头等她们。
她穿一件黑色长大衣，头发挽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两颊微微凹进去，颧骨比上次见面更高了。她比柳依大几岁，但看起来像大了十年。
“妈妈在里面的房间，”柳衍说，“警方说今日是最后一面，调查结束之前不能下葬。”她的语气公事公办，像在汇报工作。
但柳依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
Elliot收起了伞。柳寅跟在他们身后，安静地走进那条走廊。
走廊很长，灯光昏暗，壁纸是几十年前的花样，泛着黄，边角卷起来。
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混着旧木头的气味，有一点像柳依小时候住的那栋楼的楼道。
她忽然想起很多事。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你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封存得很好了，打包，装箱，塞进阁楼最深处，锁上门，把钥匙扔进泰晤士河。
但只需要一种气味，一种光线，一个转角，所有的箱子就会全部炸开，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砸在你脸上，躲不掉。
房间里很冷。
不是温度的问题，是一种更深的、属于死亡本身的凉意。
墙上的日光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在米白色的瓷砖上，照在每个人脸上，把所有人的血色都洗掉了一层。
柳月珍躺在中间的金属台面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
布很薄，遮住了她的脸，遮不住她身体的轮廓——一个瘦小的、干瘪的轮廓。
柳依站在门口，没有走过去。
她忽然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
她想起的第一个画面，是母亲在厨房里剥豌豆。
她坐在一张矮矮的小板凳上，姐姐在上课外辅导班，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盆，盆里是还没剥的豆荚。
母亲站在灶台前炒菜，背对着她，围裙系得很紧，腰身被勒成细细的一截。厨房里很热，油烟很大，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油垢。
母亲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依依，你知不知道，我本来没打算生你。”
柳依的小手停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