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把这个孩子打掉，她想，我就永远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一个家了。
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柳依看着姐姐利落的落笔，心里也下了决断。
就在这时候母亲推开了诊所的门。
柳依永远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找到她们的。
她后来想过很多种可能——柳衍的手机被定位了，母亲翻了柳衍的通话记录，或者母亲只是单纯地跟踪了她的两个女儿。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母亲走进来的时候，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失望，没有任何柳依以为会出现的表情。
柳月珍脸上只有一种东西：算计。
“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母亲站在诊所惨白的日光灯下，声音很平，像是在宣读一份合同条款。
她的目光从柳依的小腹扫到柳衍手里的表格，又扫回来，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柳依从头凉到脚的话“这是德莱文家的孩子吧。柳依，你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打掉？”
柳依张了张嘴，但她说不出话。
她的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可能是孕吐的余酸，也可能是所有那些年攒下来的、说不出口的、关于母亲的一切。
她很想问，那她的学业呢，她的身体呢，她的人生呢？
她怔怔的看着母亲怒目圆瞪的面容，第一次觉得她的脸开始扭曲变形，扭曲成可怕的，血肉模糊的魔鬼。
柳衍站在旁边，手里还握着那支笔，脸上的表情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反抗，是一种柳依看过太多次的、在母亲面前自动退后的沉默。柳衍退后了半步，把表格放在护士台上，没有再碰。
“我是为你好！”
这是她们争吵时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是争吵，其实只是柳月珍对她单方面的输出和劝说，柳依只是默默的流着眼泪。
柳依最终没有进那间手术室。
母亲把她带回了家。
柳依坐在沙发上，听着母亲用电话一样冷静的语气给她分析：要把孩子生下来，要让德莱文家给一大笔钱，要让她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要用这个孩子换一个保障，要把每个月的抚养费谈好，不能吃亏。
柳依从头到尾没有应声，她只是坐在那里，手放在小腹上，看着茶几上那杯凉透了的茶。
她从来没有觉得伦敦的夏天这么冷。
她拗不过母亲，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她没有像母亲说的那样去德莱文家谈判。
她做不到。
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道德，是因为她一想到罗迪会用那种眼神看她，她的胃就绞得比孕吐还疼。
她想跟他结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这是她在那间诊所的塑料椅上想明白的事——她想要一个家，不想要一笔交易。
两周后罗迪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回来，柳依在伦敦火车站接他。
她穿了一件宽松的碎花连衣裙，是从二手店买的，裙摆在腰腹处有褶边，刚好遮住还不明显的孕肚。
罗迪从闸机口出来的时候穿着学士袍，手里卷着毕业证书，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看到她就小跑过来，把她整个人抱起来转了一圈。
她在他怀里闻着那股松木须后水的味道，紧张得指甲掐进了掌心。
他们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来。
柳依把验孕棒的照片放在桌上，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她说：“我怀孕了。”
她准备了很多话——关于怎么解释、怎么道歉、怎么让他知道她不是故意要绑架他的人生。
但她还没说出口，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真的？”
她点头。
然后罗迪把咖啡杯往旁边一推，站起来，绕过桌子把她整个人抱了起来。
她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懵了，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只听到他在她耳朵旁边一遍一遍地说“我要当爸爸了”，声音亮得像五月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