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制度的健全可靠是一个政权的基础，唐朝早期实行的是强干弱枝的国策，六百多个折冲府，有四百多个在关中，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虽然也控制着大量军队，但这样的军队多是募兵，优势是短期内可以迅速招募大量的兵员，劣势是稳定性无法和府兵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度也远远不够。这样的军队，组织成员大都来自没有产业的流民，或者破落户壮丁，甚至有乞丐罪犯无赖子混迹其中。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样的军队忠诚度或许有，但忠的是能给到好处的老板，战斗力也有，但远远赶不上有自己家业要保卫的府兵。
如果李晔能恢复兵役制度，只怕历代先皇在棺材里都要笑死。
不过事情也没有想的这么容易，难就难在一个利字。能为一个事业效力的人，要么同志，要么同利。没有这个同利，同志也会变成陌路，光让人卖力不给好处，朱家皇帝的白嫖行为李晔知道不能效仿。但是李唐集团内部的股东实在是太多了。宗室是一块，世家大族是一块，寒门出身的官员是一块，逐渐受到重视的商贾是一块，市井小民和失业者也不能忽略。
利益集团多不怕，调和就可以了，怕的是不买你的帐，不愿意给你调和。比如市民这一块，李师道知道升斗小民也有利益诉求，但很多宗室和世族认识不到。在这些人看来，小民的利益就是用来为自己牺牲的，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他们眼里全是扯淡。虽然黄巢让大伙儿领教了泥腿子闹事的威力，但你不能指望每个世家都是杜让能家族这样以国家为先。
所以李晔的很多新政在推行的时候总是阻力很大。
现在这个时间段，各大世家的领袖，在李晔这个老板看来，都还是很有格局的。比如琅琊王氏的领袖执政宰相之一的王抟，判断公器从来都是以朝廷利益为先，家族子弟向他求官走后门也一概拒绝。能做到一国宰相，眼界自然长远，但你不能指望他们的亲戚也讲究可持续发展。
所以李晔干脆趁这次机会，让大伙儿跳出中原去外面发展，不要再内卷了。
另外，随着大唐结束藩镇政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已经被新旧党的矛盾取代。
从李晔给商业松绑开始，到开展陆海对外贸易，开荒安置流民，重视农业，裁减军队，裁汰冗官，兴办武学，再到改革科举，兴办大学，铲除藩镇，恢复兵役制度，侵略邻国，惩治腐败，重新分配土地，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各项新政刚下去的时候，除了安置流民裁汰冗官，其他政策大都不显山不露水，但在数年之后，这些政策都显示出了巨大威力。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
当这些氏族沉浸在权势利益的喜悦之中的时候却猛然发现，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一旦这种危险露到明面上，生死角逐就会开始。而对于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得益于新政的新兴政治力量来说，这场生死角逐的关键就在于上面有没有人。换言之，李晔支持谁，是倾向新贵族，还是信任老人。如今随着新政的深入，新旧两党已经逐渐形成。
二者矛盾早在顺宗时代就爆发过一次，那时候被旧派支持上台的宪宗将新党全部贬斥，并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诏书。李晔充分吸取了历史上每次重大改革的教训，在跟藩镇拼命的时候，优先保持了朝廷内部的绝对统一，每次政策调整也是采取利益均沾的渐进式办法，尽可能降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才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辉煌胜利。但渐进式的改革只不是微分方程，积累到质变的时候总会有矛盾爆发的一天。事实上李晔很清楚，如果不是一开始自己果决出手干掉了最难缠的宦官，如果不是威望令各方畏惧，党争早就开始了。
从目前来看，在李晔新政中获利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小世家和新贵族，一个是新兴军事贵族，最后一个就是农民。李晔的重商主义和对外战争使得商人阶层获得了巨大收益，本来毫无地位的商人大都是依附于世家的，而随着在政治上对商贾的逐渐放松，商贾子弟开始等同于良家子，渐渐倾向于独立了。从《每日唐风》开始，商人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现在商人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利益诉求的大群体，并且渴望在政治上发声，比如这次筹划的收复安西之战，背后就有几个大资本家的影子，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丝绸商路才可能复兴。有的陆路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王师能够收复安西北庭，他愿意捐出一半身家作为军费。虽然表现很暴发户，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资本家的自信和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