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通过陆文夫传达的叫屈的回话，肯定安慰不了李远湖。
爱达与TI的联合声明一下子挠中媒体的痒处，也挠中李远湖的不痛不痒处。
专业媒体关心爱达集团与TI接下来的合作项目，财经及公众媒体则关心陈信生转任爱达集团的薪酬，李远湖则担心那个少年起了性子将锦湖总部迁到北京去。
国人不习惯谈论政治，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赚钱上面，似乎还找不到一个民族更将赚钱当成事业的。
九十年代，职业经理人的概念在国内还刚刚兴起没有多久，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在国内的经理人，无疑是这个新兴阶层的王者。
根据公开的资料，陈信生在TI任职中国区总裁五年任期内的总薪酬约四千万，平均每年薪酬高达八百万之巨。 虽然没有公开的资料，但是媒体都坚信，陈信生提前结束在TI的任期转嫁爱达，每年所能获得的薪酬势必不会低于八百万。
九十年初期，浙江一家民营企业以五十万年薪聘请一名销售总监，媒体哄炒，这名经理人被喻为打工皇帝而风靡大江南北。 虽然之后百万高薪屡见不鲜，但是千万巨薪无疑还是国内首次，所引起的哄动自然是不容置疑的。
那个年代，国内新闻媒体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报道都比较谨慎，受到限制很大。 但对外资与民营企业的报道就比较随便，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新闻热点，就跟吃了兴奋剂似地。
当时国内分配制度的主流思想还是按劳分配，九七年的一千万差不多是两千人平均工资的总和，难道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真的能抵得上两千人？许多人心里难免有这样的疑问。
媒体除了连篇累牍地报道，还就此展开大辩论。
从按劳取酬制度的合理性到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从人地能力发挥到民营经济的活力。 从民营经济发挥的作用到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应处的地位，都展开激烈而彻底的媒体大辩论。 而爱达集团始终处于媒体大辩论的中心，名声大噪，声势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一年多前获得央视标王的那段时间，张恪对此也所料不及，他甚至不需要做太多地动作来实施“声东”之策，效果就已经完美。
3月18日上午。 爱达集团北京分公司与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等科研院所联合筹建的工程应用与产品开发中心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海淀中街正式挂牌，除了叶臻民之外，陈信生还邀请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朱青、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义出席揭牌仪式，爱达初期投入四千万资金作为资金中心的启动资金。 同时在这座更名为“爱达大厦”的楼里挂牌的还有爱达集团前后共注资两千五百万元、国内最早的网络公司之一：昆腾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两家公司的揭牌仪式上，陈信生代表爱达集团宣称将全方位的向消费电子市场进军，此前收购ESS公司作为爱达集团在美国硅谷地技术研发实验基地，拟在国内电子技术力量雄厚的城市投资六到八亿筹建一座科技园作为支撑爱达集团全方位向消费电子市场进军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基地。
九七年，即使国有大型电子集团。 都没有一家企业在技术研究上的投资超过八个亿。 邮电部实力最大的通讯基站设备供货商甚至连生产一根线缆的能力都没有，通讯基站所需要地元件、组件，统统从海外电子厂商那里采购，简略组装然后贴牌向地方电信管理局出售。
爱达集团宣称将投资六到八亿筹建科技园的消息，自然能让之前媒体对爱达的炒作与关注继续延续下去。
陈信生代表爱达集团的宣言，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专业媒体的疑惑。 爱达集团邀请陈信生加盟，向消费电子市场全面进军，而TI却是消费电子元器件最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双方自然有更密切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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