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白莎说。“原来如此。”大笑着。
“不，不，”他纠正道：“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是瞎子，但是我认识他们的脚步声。”
“你的意思在那么多经过的人中间，你可以认出他们的脚步声？”
“当然，”高朗尼直率地说：“人的走路一如他们做任何工作都有一定习惯，步伐的大小，走路的速度，脚后跟的拖曳——喔，至少有10几种分辨的方法。当然，偶然我听到他们说话声。说话声配合是最有用的。举例来说你和赖唐诺先生只要一起经过，一定在说话。我是说你在说话，早上上班经过你会问他昨天做了什么工作，可以回报客户，晚上经过你总是催他工作要快，要有效果。他事实上很少开口。”
“他不必开口，”白莎咕噜道：“他是我用过最有脑子的小混蛋——有个性，也有点糊涂，自己去加入海军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切免役都给他办好了，工作也正是最赚钱的时候，才给他自聘雇升成合伙——他要去当兵。嘿！”
“他认为国家需要他。”
白莎生气地说：“我也需要他。”
“我一直很喜欢他。”盲人说；“他仁慈，又为人着想。你才收留他的时候、可能他相当惨。”
“饿都快饿死了。”白莎说。“皮裤带的头在磨他的脊椎骨。我收留他，给他赚钱过正常生活；他把自己变成合伙人，突然他说走就走了。”
高朗尼追忆往事地说：“在他自己运气最不好的时候，他也曾对我安慰过。当他赚一些小钱时，他开始把零钱抛进我的铁罐—一我注意到有你在一起时，他从不抛钱给我。后来他抛整张钞票给我时，他从不开口。”盲人缅怀地说：“他不要我知道是什么人给我的钱，其实我听他脚步声一如我听到他声音。我知道他不要使我受窘——他让一个乞丐保持一点自尊，其实一个人只要当了乞丐，什么人给他钱他都会拿。”
白莎自办公桌后把身体坐直。“好吧，”她说：“说到钞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要你替我找到一位小姐。”
“小姐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她名字。”
“长得怎么样子？喔。我抱歉。”
“没关系，”盲人说：“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她工作的地方从这里算起不会超过3条街的距离，她大概25或26岁。她瘦小大概105或107磅，5尺4或5尺5寸高。”
“你怎么知道的？”白莎问。
“我耳朵听出来的。”
“你的耳朵怎么会听出她在哪里工作？”
“可以的。”
“我不相信。”白莎说。“你到底搞什么鬼？”
“不是搞鬼。我站的地方有一个报时钟，所以我估计时间十分正确。”
“那有什么关系？”
“她每天早上经过我前面总是在9点差5分至9点差3分，当他在9点差3分经过我前面时，总是走得快一点。要是在9点差5分，就走得慢一点。一般公司行政秘书都是8点半开始工作的，比较高级的工作才9点开始。我听她声音知道她多少岁；从她走路的步伐宽度可以知道她多高。当我们一定要依靠耳朵来到判断的时候，耳朵也是很可靠的感觉器官。”
柯白莎停下想想道：“你也许是对的。”
“当一个人突然失明的时候，”高朗尼道：“有的人惊惶失措，以为从此和世界断绝联络，自己就一切不再参与，但是有的人学会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看东西，仍旧可以对周围环境发生兴趣，享受生命乐趣，一点也没有不便。”
白莎捉住这个机会，希望不再讨论人生哲学，而把谈话主题拉回到“金钱来往”来。“为什么要我去找这位小姐？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