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星期，本杰明·埃迪科斯来了封信。信中草率地说凯姆波顿夫人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的，埃迪科斯先生非常喜爱的一枚价值连城的钻石戒指找不到了，这枚戒指大约值5000美元，还有一只价值7050美元白金表也找不到了；凯姆波顿夫人拿不出没有盗窃的有效证据，所以，她应受到检举。因为确实丢了东西，所以，埃迪科斯断然解雇了她。”
“这是一封可恶的信？”梅森说。
“不是吗？”
“你打算怎么做。”
“嗯，我想彻底搞明白。我给凯姆波顿夫人在我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那个找了份工作，这样，这封信就更具法律意义了。你知道，一个没有真正雇佣凯姆波顿夫人写的一封信在法律上可就不同了。”
“我明白。”
“因此，凯姆波顿夫人找了份工作，每月250美元，接接电话，收拾一下房间，一份很不错的工作。雇主给埃迪科斯先生写了封信，收到了一份同样打印好的信，他们当然保存了下来，并准备向法庭出示。”
“这个案子后天开庭？”
“是的，我准备尽最大努力搞清楚这事，因为这对我的委托人来讲有着极大的作用。埃迪科斯可以赚钱，而我的委托人不得不工作。”
“你要求埃迪科斯撤回这个案子了？”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向埃迪科斯施加压力，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他。”
“我不了解。”
“啊，他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他对我说他有证据足以证明凯姆波顿夫人拿走他的钻石戒指和手表；他还没有责骂她并以此控告她犯罪，如果我把他拖进法庭，他将彻底毁掉凯姆波顿夫人的名声。他说，如果她想工作而不要他的证明信，那么大家相安无事。那么，她就得说谎，隐瞒原先工作过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给他写信，询问凯姆波顿夫人的情况，那么他将一如既往。”
“我想，”梅森说，“你在查找有关通讯特权的法律吗？”
“是，我现在正在查找这些条文。”埃特纳说：“写这样一封信和这些材料，也有一个预谋的问题和理智的问题，这一点法律上并不太明确。”
“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梅森说，“你记得读过报纸上有关埃迪科斯的秘书失踪的报道吗？她的名字叫海伦·凯德穆斯。”
“我记不太清楚报纸上是怎么说的了。”埃特纳说。
“但是，你知道一些有关她失踪的事情吗？”
“我知道一点，是凯姆波顿夫人告诉我的。”埃特纳谨慎地说。
“现在，”梅森说，“你快接近我要知道的东西了，凯姆波顿夫人给你说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要知道呢？”
“我现在不好说为了什么。”
“那么，我现在也不好给你提供什么。”
“好的，你能告诉我是凯姆波顿夫人被解雇的早，还是海伦·凯德穆斯失踪的早吗？”
埃特纳说：“大约在海伦·凯德穆斯自杀的前两天凯姆波顿夫人被解雇了。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梅森先生，我不是要作任何结论，如果有什么东西被从埃迪科斯的寓所拿走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海伦·凯德穆斯比凯姆波顿夫人的责任更大。现在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戒指和表是在埃迪科斯先生的卧室里丢的。而卧室是锁着的，只有两个人有卧室的钥匙，一个是凯姆波顿夫人，一个是海伦·凯德穆斯。凯姆波顿夫人进卧室是因为她要尽管家之责，海伦·凯德穆斯进去则是尽秘书之责。这是一个套间，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一个卫生间和一间书房。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这一些，梅森先生，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你能告诉我一个今晚晚些时候我能找到你的电话号码吗？”
“我还再呆一两个小时，我家的号码是西区9——7211。”
梅森说：“非常感谢，晚些时候你会听到我的电话的。”
梅森挂上了电话。德拉·斯特里特抬起头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
“我猜，”他说，“你想问的问题是詹姆斯·埃特纳给我说了些什么。”
“我要提的问题是，”她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