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èbvre）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日常生活批判和社会空间理论的开创者。像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列斐伏尔一生的政治活动与理论活动相互交织，个人经历与20世纪西方社会政治局势一道跌宕起伏，他不仅曾是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家，还被公认为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教父”。与列斐伏尔的91岁的传奇生涯相应的是其异常高产的理论著述。他毕生完成著作六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其中以《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的生产》为代表作。
在列斐伏尔如此丰富的著述中，这本《马克思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一本不起眼的小书，篇幅短小，且主要是对马克思著作和诸多基本概念的解读，因此不像《日常生活批判》这样的皇皇巨著，正面、系统地呈现列斐伏尔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国内外列斐伏尔研究的二手文献中，这本书也很少被正面涉及。但就马克思研究而言，此书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说它呈现出了列斐伏尔解释马克思的独特的社会学进路，尽管这一理论进路本身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窥见一种区别于卢卡奇、阿多诺等社会批判理论的可能性空间。如果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乃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20世纪的一种创造性发展，那么从逻辑上说，对马克思的社会学解读就应该是这一工作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正如列斐伏尔在本书中所主张的那样，“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看来，尽管其基本观念在必要的地方不得不被其他观念详细地说明、完善和补充，但它是所有此类观点的出发点” 。在列斐伏尔看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工作就是从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出发来分析“现代”社会。
当然，列斐伏尔主张马克思思想为一种社会学，并不等于要将其与20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混为一谈，相反还要极力在二者之间划清界限。他说：“我们不能将马克思加工成一个社会学家。如果有人基于这本小书的标题坚持这样一个命题，那他要么是从未翻开它，要么是用心不良。我们提及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在这种讨论的背景中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情。马克思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社会学。”应该说，社会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科学还是当代学科划分的产物，与历史学、经济学等一样被界定为对世界的某个特定层面或部分的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的确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但却不能被归结为这样一种作为特殊科学的社会学，正如我们不能将《资本论》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学一样。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只有“总体”这个源于黑格尔的观念能涵盖马克思思想的多重和复面的特征，能够克服当下科学研究中的碎片化趋势和实证主义倾向。在列斐伏尔看来，实证的社会学家都倾向于保守和改良，因为其不能把握当下社会的本质和运动结构，只能将有限的材料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所以，列斐伏尔阐释出马克思的社会学，不仅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构，亦是对流行社会学的超越。
与总体性相关的是马克思社会学的批判性。列斐伏尔是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以及人类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获得这种批判性力量的。他说：“过程所产生的结构，内容所创造的形式，倾向于使它们（过程和内容）静止化。因此，对结构和形式的彻底批判，是内在于知识的，并不是将一个价值判断强加于社会学。”将社会批判的动力诉诸实践与社会的矛盾机制本身，就避免了各种社会学中的肤浅的价值判断，对社会本身的分析本身就包含着批判。就此而言，这种社会学与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主义的社会理论是相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所揭示的这种社会机制，并不是一种精神运动。相对于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的理论模型，列斐伏尔的社会内容与形式的模型更具有客观性，因为具体的社会存在被置于第一性的地位，而不需要去寻求一个形而上的精神概念的支持。与黑格尔主义保持距离，使得列斐伏尔避免了青年卢卡奇那种对革命实践乐观态度和阿多诺等人的悲观态度，让革命的动力从对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分析中释放出来。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列斐伏尔重构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阶级和国家等概念。应该说，这些解释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尤其是其清醒地与形而上学保持距离，试图坚守在社会的层面以实现马克思思想最初的意图。然而正是由于其有意地远离形而上学，列斐伏尔却没有成功地为马克思的社会学阐明哲学的前提，例如在探讨实践的时候，列斐伏尔涉及了对实践主体以及现实个人的人类学描述，但对这些前提性的要素却没有深入追究。这在逻辑上就导致了列斐伏尔的总体性主张与哲学前提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按照黑格尔哲学的传统，总体必须由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来保证，而一旦离开这样的概念，列斐伏尔的总体性就成为一个含混的存在，被降低为多重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列斐伏尔依据实践与社会结构、社会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结构对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概念的重构，甚至对马克思某些文本的重新发现，但同时也能体会到其方法论根基的晦暗不明。当然，这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碎片化的、实证的社会研究，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我们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在二者之间谨慎前行。相信读者也能在这本小书中体会到这一点。
最后还需要对本书的翻译工作做一点交代。本书的翻译自始至终是由我和毛林林合作完成的，但也有适当的分工，如引文的查对主要由毛林林负责，而译文风格和关键术语的翻译则主要由我掌握，最后由我审校定稿。由于水平有限，译文难免存在错讹和不妥之处，这些均由我负责，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的张秀琴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祁传华先生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法国图卢兹大学的安靖博士在法语方面提供了帮助，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生侯振武和夏钊参与了部分审读和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谢永康
2013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