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踊”是儒家丧礼中的一种仪节，指顿脚、跳跃，是孝子最悲痛的动作。丧礼规定，孝子踊，以三为节，称为“三踊”，即每踊跳跃三次，一共九次。有子不理解为什么要规定踊的次数，所以一直想废除它。在他看来，小孩找不到父母便开始啼哭，这正是情的自然表现，丧礼为什么不能像这样呢？子游认为礼有使人的哀情得以节制减轻的，也有故意设置衰等服物使人睹物思哀的，同样是情感的表达，听任哀情直接宣泄，那是野蛮人的方式，儒家的礼道却不是这样。人的情感有一自然的流露过程，对其进行节文，这就是礼。可见，在子游看来，礼是用来表达情感的，是情感的节文。“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居丧时充分表现悲哀就可以了，否则便是不符合礼的。所以子游谈礼不是立足于外在的政治功利，而是着眼于内在的心性，认为通过心性的陶冶、培养，便可达到天下大治，这与他的乐教思想是一致的。
子游虽然也重视礼，但与子夏等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子夏主张循序渐进，要求人们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事务中循礼而行，这实际是把礼自外对人的约束看作成德的根本。子游的看法则不同，认为首先要确立本。《子张》篇：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认为修己应当先本后末，子夏一派只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礼节仪式，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对于什么是本，子游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不难看出，他所谓的本应该是就内在自觉性而言。朱熹说子游“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42]，“高爽疏畅，意思阔大”[43]，正说明这一点。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观点，他认为本、末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要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许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就不应一味地去区分什么本与末，而只要从“扫洒应对进退”做起就行了。可见，子游、子夏在如何实践礼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子游更重视内在性的一面，而子夏则关注具体的外在礼仪，这两派的争论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曾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在世时，曾参由于年少，入师门较迟，未能如子路、子贡等人经常参与讨论问题，在孔门弟子中地位不高。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纷纷前往他国，而曾子却留在鲁国，并终老于此，成为洙泗之学的正宗传人，声誉、地位大大提高起来。《论语》一书记载曾子言论十三处，且十分重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为他能传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孝经》是否为曾子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曾子对孝道十分重视则是事实。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是指办理父母的丧事要认真慎重，追远指祭祀祖先要虔诚，两件事都属于孝的范围；做好了这两件事就可以使民风淳厚，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曾子又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自致是指真情的充分表露，这种真情的表露只有在亲丧时才会真正出现，朱熹引尹氏曰：“亲丧固所自尽也，于此不用其诚，恶乎用其诚。”[44]说明孝乃是天性之诚。孔子所说的孝又往往与仁有关，仁即是孝的扩充。曾子由孝出发，对仁也十分重视。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把实现仁看作值得全力以赴、生死以求的大事，表现了对仁的高度重视。又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这是从个人进德修业的角度，说明时刻不忘追求仁。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可见，曾子对孔子的仁是颇有体会的，并深得其精要。曾子还以“忠恕”解释“夫子之道”，表达了他对孔子思想的特独理解。《论语·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为“恕”，“己欲立而立人”为“忠”。我们知道，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应该是指“仁”，并不等同曾子所说的“忠恕”。但在孔子的诸多言论中，“忠恕”又确实是较接近仁的。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正反映了他对孔子仁的重视。
曾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曾子的“三省吾身”主要是通过对行为的及时检讨和反省，达到内心的自觉，它的特点是向内下功夫，而不重视外在的具体事为。孟子曾用孟施舍之勇与北宫黝之勇的不同，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说，北宫黝养勇的方法是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面前都要做到无所畏惧；而孟施舍养勇的方法则不是这样，他只需培养“无惧”之心，有了这“无惧”之心，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面前自然也就无所畏惧。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孟子·公孙丑上》）。这也就是说，曾子注重在内心上下功夫，子夏却在每一件事上下功夫，曾子的方法可以称作“守约”，子夏的方法则是“博学”。曾子强调要通过内省培养人格、气节，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以后孟子提出的“养心”“养气”说，和曾子的“内省”无疑具有内在联系。后人将曾子与子思、孟子联系起来，看作是后者思想的一个来源，应该是有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