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事后素”和“礼后乎”的“后”都是先后的“后”，而没有“第二位”的意思。子夏所谓“礼后乎”不是说与人的先天本质相比，礼是第二位的，而是说每一个人先天的“质”都必须在后天中经过礼的熏陶和培养[37]，这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孔子对子夏大为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子夏对礼的重视往往流于细枝末节。他曾与子游辩论“本”“末”的问题，认为在道德实践中不应该区分什么“本”“末”，而只要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上做起就可以了，在主体性的培养上便显得有所不足。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应该正是对此而发。朱熹说：“孔门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规矩定，故教门人皆先洒扫应对进退。”[38]“子夏是个细密谨严底人。中间忒细密，于小小事上不肯放过，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时好之弊，所以能流入于小人之儒也。”[39]这一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与注重外在的礼仪相应，子夏的眼光侧重于向客观世界的探求，十分注重学习。他提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又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同上）。所谓“小道”，朱熹解释说为“农圃医卜之属”[40]，孔子认为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小人之事，但子夏却十分欣赏，认为必有可观、可取之处。子夏又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些都是子夏博学的表现和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子夏主要是从伦理实践方面来谈知识的获得的，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子夏在客观方面继承了孔子的“礼”，在主观方面则吸取了孔子的“智”，他重礼、博学的思想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他对仁则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理解：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这是以智性理解仁性，把仁归结为“博学”“切问”“近思”“笃志”等认识活动，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有相似之处，这一理解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与孔子的仁已有所不同，则是可以肯定的。
子游，吴国人（一说鲁人），名言偃，少孔子四十五岁（一说三十五岁）。《论语》提到子游有六处，两次为子游自己的言论，三次为与孔子的问答，一次为与子夏的问答。《论语》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子游为鲁国武城宰，推行乐教，孔子闻之，不禁喜形于色，他的“割鸡焉用牛刀”似在说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而子游则引用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言论，说明自己的做法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曾经“以乐为教育的中心”[41]，孔子对于乐也十分重视，以乐为达到政治理想的手段。“颜渊问为邦”，孔子特举出“乐则韶舞”，并将“放郑声”与“远佞人”并重（《论语·卫灵公》）；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定乐才是人格完成的境界。子游的乐教正是对孔子政治理想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加以实验，所以孔子连忙说“前言戏之耳”，对子游表示认可。子游对于礼也很重视，并有自己的理解。《礼记·檀弓下》有他与有子的对话：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