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11]。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12]。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的一段话：“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明确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说：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有一些争论[13]，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礼记·中庸·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推进，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指“诚其意”，内涵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道德实践能力，并对其做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涵更为丰富，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的认识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做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4]，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他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竹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羡，虑欲渊而毋伪。”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