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学》晚出的结论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做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人们对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所引《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二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分别看作“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5],但同样也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像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泗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6],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认为《大学》非曾子所作,可以再讨论,但他认为《大学》原为独立的一篇,则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像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像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