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历史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云：“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代学者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而《大学》中既然有“曾子曰”，那么，“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7]。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就此坐实《大学》即是曾子所作还可以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肯定是“曾子曰”：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8]。陈荣捷先生也说，《大学》之“挈矩方式，从内容论，究竟不外是以忠恕为一贯的仁”[19]。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完全可能。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礼记·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前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以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我们在第二章已说明，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存在思想的联系，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这一看法虽然与宋儒相同，但由于经过了重新论证，又有新材料为根据，故可称为“新证”。
附：明道先生改正《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