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戴震、段玉裁、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语言分析，以及典章制度的研究，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阐释原始儒家的思想，从而达到对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的批判。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将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转向了以“求真”为目标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努力的方向。“求真”精神为日后中国知识阶层接受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尽管这种精神努力方向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兴起的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求真”思潮相比，并没有带来更加巨大的社会变化。第二，在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传统的语言学（广义的，包括语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乾嘉末期的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甲骨文、金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学术与思想的基础。很多传统经典经过这一时期学者的整理、校对，由以往的不可卒读变成了文从字顺的善本图书，为19、20世纪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资借的文本。
当然，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其自身也有弊病，特别是乾嘉学术的后期，很多学者陷入了细枝末节的考证之中，思想光芒逐渐减弱。像阮元、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其哲学思想远逊于戴震，基本上没有多少突破，有些地方还有很大的倒退。不过历史的发展总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正当乾嘉考据学走向衰落的初期，清代的“公羊学”却在悄然兴起。作为清代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化的关键人物龚自珍，其语言哲学及其思想的转化，恰好预示着乾嘉考据学的自我转化。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透过这一偶然的历史人物显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1] 《经韵楼集》卷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6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下所引皆以《续修四库全书》版本为底本。《经韵楼集》共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中；卷五至卷十二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中，下不再注出。
[2] 《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3] 《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4] 《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5] 《左传刊杜序》，见《经韵楼集》卷四，626页。
[6] 《周礼汉读考序》，见《经韵楼集》卷二，589页。
[7] 《江氏音学序》，见《经韵楼集》卷六，27页。
[8] 《经韵楼集》卷六，71页。
[9] 《六书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古异部假借转注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2页。
[11] 《古音义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16页。
[12] 《经义杂记序》，见《经韵楼集》卷六，72页。
[13] 《经义杂记序》，见《经韵楼集》卷六，72页。
[14] 《经韵楼集》卷四，625页。
[15]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16] 《〈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注”释》，见《经韵楼集》卷三，617～618页。
[17] 《经韵楼集》卷四，634页。
[18] 《经韵楼集》卷四，634～635页。
[19] 《聘礼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见《经韵楼集》卷二，593页。
[20]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21]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22]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617页。
[23] 《周礼汉读考序》，见《经韵楼集》卷二，5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