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戴震的语言哲学思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语言哲学纲领与方法，开始了利用文字、词汇、语言的新工具从事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转向，那么，其后学如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则进一步对通道之“字”的新工具进行锻造，在更加精细的经典训诂层面追寻经典的原义，从而实现对经典原义的还原。如何彻底地实现对古代经典意义的还原呢？那就必须找到经典的关键词的“本义”，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经典的原初意义。所以，阮元说：“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221]
他在辨别“佞”与“仁”二字的意思时说：“是故解文字者，当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别观之。”[222]阮元注意到文字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文字、语言与经典意义的解释与研究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戴震过于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特征，相对忽视语言的历时性特征的偏颇。简括地讲，阮元追求本义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是通过“因音求义”和崇尚汉人古训的方法来实现的。
（一）“古字义随音生”
但若“财成”一词如王引之所言，即“成”字，则阮元此考据又成了新问题。
在《释门》篇，阮元说道：
上述新思想的出现，全是依托音训方法。由此可见，乾嘉时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确给该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
（二）崇尚“汉人之诂”的复古主义方法
对于文字训诂标准的选择问题，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复古主义方法与“实事求是”超越时空的本质主义学术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论，未闻以违注见讥。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病，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228]另一方面他又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229]
他甚至简单地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出发，论证汉人的训诂具有可靠性。他说：“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230]
这一崇尚汉人训诂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实事求是”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并使他的哲学方法论与其哲学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而阮元思想中存在的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与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两者之间的学术目标不同所导致的。“吴派”唯汉是崇，而“皖派”重视求真求是。阮元想调和两派的思想，因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