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与其祖父一样，有著作传世，而子思著作在后世的流传却屡遭遗失，又不断重辑，命运颇为坎坷。据《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注曰：“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按照古书体例，这二十三篇的《子思》当为子思弟子对子思作品、言论的整理和记录。不过，二十三篇的《子思》大概隋唐时已不存，此时流传的是七卷本的《子思子》，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子思子》七卷”，注曰：“鲁穆公师孔伋撰。”《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艺文志》著录亦同。《经籍志》所载与《艺文志》有两点不同，一是称《子思子》而不是《子思》，多一“子”字；二是为“七卷”而不是“二十三篇”。清人黄以周称：“《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间始。”[15]不过据学者研究，《子思子》之名梁朝时可能已经出现。唐代马总曾根据梁朝庾仲容《子钞》增损而成《意林》，题曰：“《子思子》七卷。”《隋书·音乐志》引梁朝沈约之言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这是梁时已有《子思子》之证。明初宋濂称，“《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16]，认为《子思子》七卷乃后人的辑录，已非二十三篇之真。郭沂先生则认为，“七卷本《子思子》的意义十分重要，非后来汪晫乃至黄以周所辑录的《子思子》所能相比……作为重辑本的《子思子》七卷，保存了大量本属二十三篇本的内容。甚至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它也可能是重编本，是在二十三篇本的基础上重编而成，基本保留了二十三篇本的材料”[17]。不管七卷本《子思子》是重辑也好，重编也好，都是以刘向校订的二十三篇本《子思》为底本，这一点是肯定的。
不过至迟到南宋时，七卷本的《子思子》可能也已不传，而出现了汪晫根据《礼记》《孔丛子》等书的辑本。此时子思书可能已彻底失传，其原貌如何，已不被人们所知，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除二十三篇《子思》与七卷本《子思子》外，《孔丛子》还有子思作“《中庸》之书”的记载，其《居卫》篇记子思曰：“文王囚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此“《中庸》之书”显然不是指子思所作之《中庸》篇，而是子思著作的称谓。盖古书有举首篇代替全书之例，如邹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仅说作《主运》；屈原有许多作品，但《离骚》为屈原赋的首篇，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说“乃作《离骚》之赋”。因《中庸》可能为《子思子》的首篇，故被用来作为全书的称谓。此四十九篇之“《中庸》之书”是否真的存在？来源如何？与“二十三篇”是什么关系？材料不足，已不可详考。[18]
从目前材料来看，所能确定的子思著作应是《汉志》所载的“《子思》二十三篇”，它与战国时流传的子思书在文字与个别语句上当然会有差别，但主体部分应是一致的。该书经过汉代刘向等人的校订，是比较可靠的本子。七卷本《子思子》与二十三篇本《子思》的关系虽不可详考，但前者不管是重辑还是重编，都是以后者为根据，前者的内容原则上也应该见于后者。所以本书所说的子思著作即是指《子思》二十三篇，现学术界多喜用《子思子》一名，甚至称“《子思子》二十三篇”，是不准确的。下面为了行文的方便，不再一一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