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理学家主要也是从道统谱系看问题，而孔子之后道统之传递，除子思、孟子外，还有曾子这一环节，所以一些学者提出，思孟之学实际是“曾子之学”。如，“斯道之传惟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学，曾子之学也”[95]。“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之时之言，可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96]“皆其学”即皆曾子之学。朱熹亦说：“曾子刚毅，立得墙壁在，而后可传之子思、孟子。”[97]肯定子思、孟子所传是曾子之学。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可能已意识到，曾子、子思、孟子本身是独立的学派，有各自的弟子徒众，但他们之间既存在学术的授受，又同处于道统谱系之中，所以又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从溯源的角度，可称为曾子之学；从发展的角度，可归于思孟之学。此外像“孔曾思孟之学”（明冯存予《四书疑思录》卷二：“与讲孔曾思孟之学”）、“曾子、子思、孟子之学”（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二：“今日所讲，正曾子、子思、孟子之学，其于子张、子夏初何预耶”）等用法，反映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理学家将思孟看成道统的传递者，而这一道统又主要是仁义的问题、心性的问题，这一看法在当时已受到一些学者的非议。如南宋学者叶适提出，“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案孔子自‘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98]。曾子在孔孟中地位并不高，说他晚年独得孔子之传，并无根据。他还认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贯之”，并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未必符合原义，只能算是个人的理解。“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授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99]所以，说孔子传道于曾子，曾子又传于子思、孟子并无事实根据。叶适还非常重视孔子对颜回所讲“克己复礼为仁”一语，认为它才真正是孔子所传之道：
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习学记言》卷十三）
“克己复礼”是以外在的礼仪为实践原则，“盖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临终前告诉孟敬子的仅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论语·泰伯》），对于“度数折旋”等外在礼仪则有所忽略。所以“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既然曾子并不曾得道，那么，说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自然就没有了根据。宋明理学家除《四书》外，还特别重视《易传》一书，作为其阐发道德性命的经典依据。而叶适仅“信《彖》、《象》、《系辞》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重复，浅深失中，与《彖》、《象》、《系辞》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100]。他分析了二程等人推崇思孟的原因，认为是出于与佛老争正统的需要。“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矣，而曰吾道固有之矣”。“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晦矣。”[101]二程等人既然并不真正理解“道之本统”，那么，他们通过子思、孟子以及《易传》所构造的儒家道统便虚妄不实，没有了根据。可见，即使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对思孟的理解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