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思孟的面貌又有新的变化，并随着道统说的出现，与道统结合在一起，成为儒家正统的代表和象征。与此相应，其地位也不断提高。汉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学衰微，逮至唐代，韩愈崇儒学，批佛老，首倡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76]儒家的道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授系统，它从尧舜时代就已经开始，远比佛老久远，这一传授系统后经孔子传与孟子，孟子以后却不传。韩愈还注意到道统谱系内部的差别，他说：“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77]认为“由周公而上”，所重在于政事；“由周公而下”，孔子到孟子，所重在于思想学说。孔子之后，儒学已出现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别，“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78]。这便将曾子、子思、孟子置于尧舜以来儒学道统传人的位置，认为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得孔子之真传，处儒家之正统。所以严格说来，韩愈这里提出的主要还是一个谱系的概念，而不是学派的概念，但既然思孟之间存在学术上的授受（不一定是亲自的授受），又区别于孔门其他弟子，那么，将其看作一个学派便并非没有根据，只是韩愈还没有明确提出思孟学派的问题。
韩愈的道统说得到宋明理学家的普遍认可。“伊洛兴起，那时的学术风气又变了。他们看重‘教’更过于看重‘治’。因此他们特别提出《小戴记》中《大学》这一篇，也正为《大学》明白地主张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一条线上来。于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则更疏远。在韩愈以前，常还是‘周孔’并称的，到伊洛以后，确然变成为‘孔孟’并称了……他们之更可看重者，也全在其内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于是远从《尚书》‘十六字传心诀’，一线相传到孔孟，全都是‘圣学’，不再是‘王道’。”[79]因而，二程、朱熹都主张孔子之后，传播“圣学”的是曾子、子思、孟子：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80]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