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思孟学派是可以成立的，这是因为：首先，司马迁有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记载，司马迁是汉代大史学家，其所说应该可信。子思、孟子二人既存在间接的师承关系，思想上也当有一定的联系。其次，荀子称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倡之，孟轲和之”，说明子思、孟子在“五行”说上有所倡和。郭店简《五行》篇再次发现后，表明《五行》的“经”“说”可能并不形成于同一时期，“说”也并不完全尊重“经”的原义，而是在诠释上多少添加或转移了“经”的思想重点。我们将在第七章第三节“孟子后学对子思‘五行’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分析指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五行》“经”“说”分别出自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之手，反映了二者对“五行”说的理解，荀子所说确有根据。还有，学派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概括，除了具备必要的历史事实和条件——如师承关系、思想联系——外，它还反映了概括者的价值诉求和主观意向，后者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采用思孟学派的说法，是着眼于孔子之后儒学的发展演变，认为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思孟可看作与其他派别虽有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的相对独立的一派，认为思孟前后相续，代表儒学发展的一条思想路线，因而具有某种联系性和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具体中的同一”，是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因此在我们这里，思孟学派没有“正统”的含义，只表示孔门后学中一个相对重要的派别。同样，韩愈“轲死，不得其传焉”的说法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相反，若是把“道统”理解为根源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精神生命、文化传统，那么，任何一个儒家派别虽都有可能对此传统有所深化、创造、发展，但也都无力独自代表整个道统。在21世纪的今天，若要重建道统，复兴儒学这一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就应该再一次回到先秦原典，回到“子思”去，以此为基础，对先秦儒家各派，乃至汉唐儒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中真正的思想创造，做一次统合，做一次再创造，以便返本开新，恢复儒学之生命力、活力，恢复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创造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子思”在这里则代表了儒学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尚未完全分化的阶段，一个儒学思想丰富的时代，也就是郭店竹简所反映的时代。
[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王国维文集》第4册，3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载《文物》，1997（7）。
[3] 《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子思子》七卷”，此《子思子》七卷可能是在《子思》二十三篇的基础上重编或重辑的，故严格说来子思作品应为《子思》，现学者笼统称为《子思子》，不够准确。
[4] 佚名：《国际儒联首次楚简研讨会》，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5]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载《人民政协报》，1998-06-08；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
[6]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5）；又以《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为题，见《中国哲学》第20辑。
[7]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载《哲学研究》，1998（7）；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
[8]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见《中国哲学》第21辑（郭店简与儒学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9] 郭齐勇：《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