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思孟学派的考察、叙述表明,郭店竹简的发现对于思孟学派研究而言,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围绕思孟学派的分歧绝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解的问题。一代一代学者的“六经注我”、借题发挥,使思孟学派被涂上各种色彩,显得斑驳陆离、面貌驳杂。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先生提出“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的疑问[139],应该说并不奇怪。同时,由于道统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在讨论思孟学派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孟等量齐观,而忽略了从子思到孟子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其间有差别、有变化,这种情况在思孟学派研究之初可以说是相当普遍。人们往往认为子思、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突出了“性与天道”,具有“内在性”的特点,却忽略了在儒学那里,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起初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谓“内在性”和“外在性”本来也只是相对而言,对思孟学派来说,其“内在性”的一面也是逐步发展而来,一开始并不可能那么绝对、纯粹。还有,人们往往用孟、荀的差别看待早期儒学的历史,总是要在儒学内部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并由此产生非此即彼的无谓争论,而忽略了儒学内部的分化乃是逐步形成的,不同阵营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故在思孟学派研究中,历史的观念十分重要,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就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作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先入为主,持守着任何形式的“道统”论不放。同时也应肯定,孔子之后,孔门后学虽出现分化,形成不同的派,但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自身的逻辑,而不是杂乱无序,无规律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