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庞朴先生率先著文，将《老子》甲本卷后附录古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书中表达的五行思想，即是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批判子思、孟子一派的“五行”说，思孟五行说就是“仁义礼智圣”。[134]由此解开了思孟五行之谜，同时将思孟学派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不过由于帛书的年代较晚，当时学者一般倾向将其看作思孟后学的作品，多少使帛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思孟学派的研究虽出现一缕曙光，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有学者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帛书“五行”与思孟无关。[135]
这一时期对思孟学派的质疑，集中地反映在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上，该书在《孔孟之间的儒家传承》一章下专门列有“思孟学派考辨”一节，对思孟学派问题做了系统地考察。任著认为，“从孟子对曾子和子思的推崇看，孟子和曾子、子思有师承关系，是可能的。但曾子、子思均无著作传世，特别有关子思的可靠的思想资料极少，仅凭孟子对子思人格的推崇，并不能说明他们思想上的传授。孟子的思想体系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这种继承关系在《孟子》中是确凿有据的。从《孟子》中却看不出孟子和子思有思想继承关系。因此，说先秦有思孟学派的主张，就缺少证据了”[136]。对于宋儒将《大学》《中庸》归于曾子、子思的做法，任著也表示了不同意见：“《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乃是为了叙述儒家思想变迁方便起见，并无可靠的事实根据。其实，宋儒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确立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便说《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并传授给孟子，以此标榜理学道统是绍承孟子而来。”“《大学》、《中庸》既无法断定为曾子、子思所作，至多只能存疑，而不能以假为真。”[137]
对于庞朴先生提出的帛书“仁义礼智圣”五行说，任著也提出四点质疑：一、思孟提倡五行说，何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论述。二、为了弥补《孟子》中没有五行说的困难，把《洪范》《易传》《礼运》等著作充做思孟或思孟学派作品，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有些包含阴阳五行内容的著作与孟子后学有关，亦不能笼统算在孟子头上。三、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末到秦汉得到发展，与封建统治者需要利用五德终始论证封建王朝建立的必然性有密切关系。如果认为思孟五行仅是五种德行，而和金木水火土无关，这种五行便失去五德终始的循环论的意义。四、荀子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所指“五行”，应是哲学世界观方面的阴阳五行神秘主义。因此，荀子批评孟子五行，非指五种德行，而是指与金木水火土相配合的五德终始。而且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是荀子自己也赞成和接受的，在这方面，荀子显然是无法和孟子划清界限的。那么，既然孟子并非提倡五行说，何以荀子会给予激烈的抨击？任著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战国末，孟子后学有与阴阳五行学派结合的情况，因而遭到荀子一派儒家的反对。基于这种认识，任著提出，“在没有新的足够的材料以前，我们认为先秦不存在有所谓思孟学派”[138]。在郭店竹简公布前，学术界出现过一些论及“思孟学派”的文章，但均未对思孟学派本身作出分析、考察，从内容来看，其所谓思孟学派往往是指孟子学派，或未对二者作出严格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