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对于思孟亦给予了极大关注，是当代思孟学派研究的另一支重要学术力量。与大陆学者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批判继承的研究思路不同，港台新儒家学者主要承继了韩愈、宋明儒的道统说，以道统来看待、理解思孟，如牟宗三先生称，“自韩愈为此道统之说，宋明儒兴起，大体皆继承而首肯之。其所以易为人所首肯，因此说之所指本是一事实，不在韩愈说之之为‘说’也”[127]，认为韩愈之道统说是有理论根据，可以成立的。所以如学者所分析的，港台新儒家“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有其一脉相承之统绪，肯定儒家的‘道统’之说”，表现出强烈的续统意识，自居“正统”，其“所要承接的哲学传统，主要就是由孔孟至宋明儒的心性之学”。[128]不过牟、徐等人处在疑古风气盛行的时代，他们虽接受了孔、曾、思、孟的道统谱系，但对于宋儒所标榜的四书却持保留态度，并对其中的《中庸》《大学》做了详细的考辨。如徐复观提出，“站在思想史的立场，首先不能不研究《中庸》成书的时代。关于这，近年来出现过不少的新说；但或来自思想的误解，或来自文献考之不精，殆无一可资采信。我过去曾……举出五证，以证明它是出于子思。即是其成书乃在孟子之前”。徐先生还认为，《中庸》“原系分为两篇”，其从今本的第一章至第二十章前半部（除了第十六至第十九章为“由礼家所杂入”者之外）的“上篇”为子思本人的著作，从第二十章后半部至第三十三章为止的“下篇”（亦即讲“诚”的部分）则“出于子思之门人”，不过“此人仍在孟子之前”。[129]对于《大学》，徐先生将其看作“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是“继承孟、荀以后所应当有的发展”，认为“《大学》除其中引有‘曾子曰’一段以外，其非作于曾子，这在今日已不待多说”。朱熹是将《大学》的内容看作“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是二帝三王所积所传的道统。孔子是开始以平民担当道统的人；得孔子一贯之传的是曾子”。故有《大学》经、传分别出于孔子、曾子之说。[130]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庸》在时间上后于孟子。就其义理言之，《中庸》首章自‘天命之谓性’说到‘慎独’，说到‘致中和’，本是自客观而超越的天命说下来。此是属于‘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一系之义理……此种义理决不在孟子建立性善以前，必是在孔子践仁知天，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以后”。又说，“《大学》之后出比《中庸》尤为无可疑。而且由《论》、《孟》至《中庸》、《易传》可视为一调适上遂之发展，而《大学》则更是开端别起，似是从外插进来者。《大学》一篇乃是就理想的太学制度而立言”。[131]所以牟先生虽肯定“曾子、子思、孟子、《易传》乃本孔子之仁教而前进者也”，但对于曾子，只取《论语》中的材料；对于子思，则付之阙如。更是视《大学》为“开端别起”，“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不是同一系者，亦不是同一层次而可以出入互讲者”。[132]这样，牟先生对于思孟只是“虚说”，视其为儒家正统的代表，而他真正重视的乃是他通过《论语》《孟子》《中庸》《易传》所阐发的“心性天通一而无隔”“立体创造”的纵贯系统。对于思孟“五行”的问题，新儒家学者亦不甚理会，如徐复观先生称，“我根本怀疑荀子不会看到后来流行的《孟子》一书，而只是在稷下时，从以阴阳为主的稷下先生们的口中，听到有关孟子的传说；所以在《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子思想的叙述中，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话；在今日有关子思、孟子的文献中，无此种丝毫地形迹可寻，害得今人在这种地方，乱作附会”[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