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一个问题，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作出了艰苦的探索。章太炎的《子思孟轲五行说》是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作品，在该文中，章氏对唐代杨倞释五行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提出质疑，认为“五常之义旧矣，虽子思始倡之亦无损，荀卿何讥焉？”《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郑玄注：“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章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子思之遗说”，并指出思孟五行上承“古者鸿范九畴，举五行，傅人事”的未彰之义，下启“燕、齐怪迂之士”“耀世诬人”的神奇之说，更有“以水火土比父母于子”的内容，“宜哉！荀卿以为讥也”。[118]此后继续有学者对此问题作出探讨，郭沫若认为，“子思倡之，孟轲和之”的五行是指仁义礼智诚。谭戒甫认为“思孟的五行”，“就是后世所谓五伦，这在《中庸》、《孟子》二书都可寻出根据”。以智、仁、勇三达德，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为子思“五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孟子“五行”，思孟之后，其“五行”之说更是发展为严整的“五行”十义。[119]刘节、顾颉刚则提出，思孟书中并无水火木金土等字样，而荀子这里却做如此批评，那一定是荀子传闻有误，错把邹衍当成孟轲了。[120]范文澜归邹衍“五行”为气运之说，认为孟子“五行”为原始“五行”说与邹衍“五行”的中介，“《孟子》七篇，很看到些气运终始的痕迹……原始五行说，经孟子推阐之下，已是栩栩欲活；接着邹衍大鼓吹起来，成了正式的神化五行”[121]。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以上讨论更多地还只是一种推测。
郭沫若1946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中有《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涉及思孟学派的问题，郭氏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122]。郭氏将子思、孟子、孟子弟子乐正克看作“一系”，并将这一系归于子游氏之儒，说明他主要是从“溯源”的角度看待思、孟，他虽有“思、孟之徒”“思、孟这一派的人”的说法，但还没有明确使用“思孟学派”的概念。对于“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郭氏也做了详细的考证。“他（注：指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人性之固有，但缺少了一个‘信’，恰如四体缺少了一个心。然而这在孟子学说系统上并没有缺少。‘信’就是‘诚’了。他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儿与仁、义、礼、智为配的是‘天道’（引者注：其实应为‘圣人’）。‘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在《中庸》，则是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从容中道’的圣人，也就是‘圣人之于天道’的说明，是‘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做人的极致。再者，诚是‘中道’，这不合乎‘土神则信’，而土居中央的吗？子思、孟轲都强调‘中道’，事实上更把‘诚’当成了万物的本体，其所以然的原故不就是因为诚信是位于五行之中极的吗？故尔在思、孟书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字面，而五行系统的演化确实是存在着的。”[123]郭氏相信《中庸》为子思所作，通过《中庸》与《孟子》中“诚”的对比，认为二者思想上存在联系，无疑很有见地，尽管他论证思孟五行为仁义礼智诚，后来被证明并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