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111]
清代学者朱彝尊还取宋人王应麟之说，通过考察韩诗的传授，对荀子非议子思、孟子做了辨伪、考证。“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112]这样，《非十二子》中原来只有“非十子”，其非议思孟的一段文字，不过是韩非、李斯之流的假托，并非出于荀子之手。若据其来肯定思孟学派，不啻若海市蜃楼、空中楼阁。
为反对宋儒空谈心性，清代学者提倡躬行践履，对于礼学尤为重视，一度出现礼学复兴，于是有学者主张孔门真传实际是礼。如黄以周说：“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贯之传。《大戴记》录《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礼教者，其受学孔圣也。内验身心，外究事理，于礼之大本大经，聆听之，审体之，退而与游、夏诸子互商节目，吊之裼袭，奠之东卤，祖之反宿，一一讲明，必求礼义之安而后已。初未尝偏执己见，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气象乃尔……曾子之穷理，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见孔圣一贯之传，又何闲焉？”[113]孔子的“一以贯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是礼。这里曾子又被说成“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深有得于礼教者”。黄以周还广泛搜集子思遗著，辑有《子思子》七卷，其中“以《中庸》、《累德》、《表记》、《缁衣》、《坊记》之有篇名者为《内篇》，凡五卷”。“汉、魏、唐、宋儒书有引述子思语”者，为《外篇》一卷。此外是《孔丛子》中有关子思的资料，“《孔丛子》虽赝书，而售赝者必参以真，其术方行，若概以赝，不能售也。魏晋时《子思子》具存，作伪者欲援以为重，录其真者必多王肃《家语》，其故智矣。若尽摈之，不已矫乎？凡引见五十二事，别之曰附录”[114]。不过黄以周虽重视《子思子》一书，其目的并不在于阐发子思的思想，更不是为了弘扬道统，其工作主要还是属于搜逸补缺，文献整理。黄氏之外，顾鸿闿、曹元忠、胡玉缙、蒋元庆等都辑录过《子思子》，也属于这种性质。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和资料的缺乏，近代以来的思孟学派研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时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传子思、孟子的是曾子还是子游？二、荀子批评“子思倡之，孟轲和之”的五行说究竟何指？其中前一个问题，随着晚清维新运动的兴起，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力排曾子，认为传道统者实为子游。如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115]“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116]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117]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学术的原因外，恐怕还是因为从子游那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大同”说吧。看来思孟学派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往往还被赋予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内涵，由此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不同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