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核心是名分，其作用则是指道德规范、伦理义务，孔子的礼有时也是指此而言，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作为规范和义务的礼，往往具有外在性、规范性的特点，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相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外在的规定，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这种规范和义务意义上的礼与名分也存在密切联系，是在名分的基础上展开的，具体讲，是专指名分的“分”而言。它所探讨的，是身份等级下的伦理义务，而根据身份等级确立人们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义务，正是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原则。《左传·桓公二年》：“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可以说是对此的最好概括。孔子在创立自己思想时，继承了古代宗法社会的这一原则，并运用到伦理关系的探讨之中。在他看来，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也就是“名”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有与其身份相应的“分”，有其要尽的责任、义务，有其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不过，孔子虽然赋予君臣、父子尊卑等级的内容，但并不将其绝对化，而是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主张一种相对的伦理关系。从这一点看，孔子的礼倒毋宁是起着限制君权的作用，与后世的法有着根本差别。
礼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礼节、仪式。道德实践的高度仪式化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仅根据身份等级制定了相应的道德规范和义务，同时还规定了与规范、义务相伴的一整套礼节、仪式，使道德实践形式化、艺术化，呈现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独特面貌。孔子推崇周礼，其中一点就是看重其所体现出的文明形式。在孔子看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朴多于文采就会流于粗野，文采胜于质朴又会显得虚浮，只有质朴、文采适当，才能成为一个君子。所以，君子不仅要重视礼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还要将这种责任、义务落实到具体的礼节仪式中，使其生活化，形式化。“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宾礼、祭礼均是当时的重要礼仪，是表达情感的重要形式，将其运用到交友、使民中，便可能作到“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名、分、仪构成礼的三层主要内容。其中，名是身份等级，分是伦理义务、道德规范，仪是礼仪形式。名、分、仪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作为“名”的身份等级主要是一种抽象原理，因而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作为“分”的道德规范、伦理义务，就其所表达的“孝悌忠信”一类内容而言，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两者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在礼的三层内涵中，相对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的是礼节仪式。“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根据礼，应该用麻布做礼帽。但现在人们出于节俭的考虑，都用丝，我可以接受大家的做法。根据礼，臣见君，应先在堂下磕头。现在人们却在堂上磕头，这是傲慢的表现，虽然违反众人，我也要坚持在堂下磕头的做法。而对礼节仪式的这种选择和损益，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的演变和特征。
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虽然主张复礼，但他所重视的并不是三代之礼，不是天子、诸侯之礼，而是时俗之礼，具体讲，是具有广泛基础的士礼。据《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现《仪礼》中有《士丧礼》一篇，应即是孺悲来学时所编。另外，《仪礼》中的《既夕》《士虞》，也属于士丧礼，三篇相加方构成完整的“三年之丧”，“《士丧礼》于是乎书”应包括这三篇。《杂记》是丧礼的传记，其言孔子编士丧礼，应有一定的根据。据沈文倬先生研究，《仪礼》一书是由孔子及其后学根据古代材料陆续编写而成，其年代上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即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年，下至鲁共公十年前后。“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31]故《仪礼》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及其后学对礼的选择和理解。从《仪礼》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是对古代礼仪的全部记载，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的。据《汉书·艺文志》，当时于经十七篇（即《仪礼》十七篇）之外，尚有礼古经五十六卷。“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其内容“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仪礼》的侧重显然与此有所不同，它主要记录的是士礼。《仪礼》十七篇中属于士一级的有七篇（士冠、士昏、士相见、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大夫一级的有四篇（乡饮酒礼、乡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其中的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也通行于士一级，属于诸侯的有四篇（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聘礼），属于天子的仅有一篇（觐礼）。另有《丧服》一篇，通涉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级，另当别论。孔子及其后学对礼的这种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春秋以降，礼制进一步崩坏，天子、诸侯之礼如同虚设，难以为继，而士礼中的冠、昏、丧、祭，却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生的基本礼仪，故从孔子开始，孔门内部一直重视士礼的整理、记录，《仪礼》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编纂而成。从这一点看，它所反映的显然已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礼下庶人”了。这也正是孔子礼学的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