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围绕《缁衣》等篇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个称谓的问题，即使我们能够证明《缁衣》等篇中的“子曰”是“孔子曰”，而不是“子思曰”，也不能由此判定其思想的实际归属。因为，这里实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子思名义上虽然记录的是“孔子曰”，但实际表达的却是——或至少夹杂了——自己的思想。其实，这样的质疑在子思的时代已经存在。据《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10]，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鲁穆公并不否认子思记录的是“夫子之言”，但却怀疑它实际表达的是子思自己的思想。这样的怀疑并不是个别的，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在总结当时学术思想时，其批评子思、孟子的一条罪名是，“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荀子·非十二子》）。可见在荀子看来，子思、孟子的错误不仅在于他们提出了“五行说”，同时还在于其创立学说时，往往将自己的言论假托于孔子[11]，认为“此真先君子之言也”，结果混淆视听，使没有见识的俗儒信以为真，“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在思想上造成很大混乱。战国后期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韩非，甚至将这种假托先师之言的做法扩大到儒墨显学，看作当时思想界的普遍现象。《韩非子·显学》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这里“皆自谓真孔、墨”，可能即包含有假托先师之言，借先师之言以自重的意思。所以至少在韩非看来，假托先师之言已成为“八儒”“三墨”宣传自己思想学说的特殊形式，它显然已不是一种“实录”，而是属于思想创造的范畴。
如果说，战国时期人们对“子曰”的怀疑多少与学派纷争有关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学者对“子曰”的理解则更多地与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初“疑古”思潮兴起以来，以为只有《论语》所称引的“子曰”或“孔子曰”是可靠的，其他古书中的“子曰”或“孔子曰”都是后人的伪托，已成为长期支配学术界的一项成见。这一成见在表面上维持了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严谨的同时（用“疑古”派的话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却使古书中大量的“子曰”统统陷入身份可疑，不被信任的境地。而且这一成见似乎以为，早期儒家学者在引述“子曰”时，是毫无根据，随心所欲，且有意造伪的，其不合理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试图打破成见，另立新说，为先秦古籍中大量的“子曰”翻案。如郭沂先生近些年提出，先秦两汉儒家典籍中大多数的“子曰”都是可靠的，是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的记录。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了“《论语》类文献”的概念。郭沂先生认为今本《论语》并非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因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即已分化，时称“儒分为八”，并且相互攻讦，怎么会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呢？所以今本《论语》只能是由孔门少数弟子结集、编撰，只是当时孔子言行的很少一部分。《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其性质与《论语》相同，故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至于《论语》类文献的内容，郭沂认为，今本和帛书本《易传》、《孝经》、大小戴《礼记》（《缁衣》《表记》《坊记》包括其中）、上博简、定县竹简、《荀子》、《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涉及孔子言行的内容都应包括在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