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中的“子曰”，学者一般认为是“孔子曰”，但也并非没有疑义。宋人欧阳修曾提出，“‘子曰’者，讲师之言也”[6]，认为“子曰”不独孔子之语，其他诸子、学者的言论亦可称“子曰”。欧阳修此说，主要是针对《易传》，尚不涉及《缁衣》等篇。以后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缁衣》等篇中的“子曰”为子思之言，而非孔子之言。如胡玉缙曾“疑所称‘子云’、‘子曰’、‘子言之’者，皆子思之言。故《坊记》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两句，以《论语》为别”[7]。清代学者邵晋涵、黄以周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中的“子言之”为子思之语，而“子云”“子曰”为孔子语也。如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三《表记》说：“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表明其旨趣之所在……‘子言之’与‘子曰’必两人之言。而‘子曰’为夫子语，则‘子言之’为子思子语，更何疑乎？”当代学者中也有持这种看法者。[8]按，《缁衣》等篇中的“子曰”应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郭店本《缁衣》出土后，其首章始以“夫子曰”，以下各章始以“子曰”，这种称谓体例与今本基本相同，只不过将“子言之”改为了“夫子曰”。郭店本的章节与今本并不完全相同，其首章实为今本第二章：“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顿。《诗》云：‘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现在学者一般认为，郭店本首章由于有“缁衣”二字，符合古代篇名的命名方式，所以更为合理，至于今本首章，则可能是错简所致。不过郭店本与今本在章节分合上虽有不同，但二者的称谓体例却基本相同，说明其首章的“夫子曰”或“子言之”确实是有意为之，它不仅是因为“篇首宜异”，同时可能还有标明身份的作用。试以《缁衣》等篇与《中庸》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中庸》第二章至第二十章上半部分主要以“子曰”的形式出现，与《缁衣》等篇体例十分相似；而《中庸》第一章及第二十章下半部分以下主要为议论体，与《缁衣》等篇存在较大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今本《中庸》包括了子思两篇独立的作品，其中前一部分即为原始的《中庸》，后一部分则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诚明》，它们被编在一起乃是后来的事情。[9]而原始《中庸》的首章（今本《中庸》的第二章）为：“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以下各章则始以“子曰”，故这里的“仲尼曰”和《缁衣》等篇的“子言之曰”“夫子曰”的性质无疑是一致的，它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缁衣》等篇中的“子曰”应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