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荀子《非十二子》主要批驳的是思孟五行说，其“无类”“无说”“无解”的指责也主要是针对五行而发，那么，显然就应该深入到《五行》内部，从其思想特点中去寻找答案，而最能反映《五行》思想特点的，莫过于其第一章：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这里“形于内”的“德之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心，是一种内在规范，而“不形于内”的“行”是指仁义礼智圣不形于内心，是一种外在规范，实际是提出一种双重道德律。“德之行”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行”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这种双重道德律的思想在早期儒家那里十分普遍，孔子提出仁与礼，分别将其看作内在自觉与外在规范，就是一种双重道德律；战国时期流行的“仁内义外”说，也是这种思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五行》并没有按仁义礼智圣自身的特点和性质，说某某“形于内”，某某“不形于内”，如“仁内义外”一样，而是一方面说其“形于内”，另一方面又说其“不形于内”，似乎仁义礼智圣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似乎《五行》的作者不懂得逻辑中的矛盾律，不懂得概念、范畴的分类，“无类”。其实，《五行》的这种表述也是迫不得已，原因就在于其提出五行说，将仁义礼智圣看作一个封闭、“闭约”的整体，已不能像往常那样，按照仁义礼智圣自身的性质来进行分类，而只能像目前这样，置矛盾律于不顾，将“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用在同一组概念、范畴中，结果造成“甚僻违而无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荀子批判五行的原因所在，原来仁义礼智圣虽然形成较早，但在子思之前，它们并没有被固定成一个整体，所以或内或外，表达起来十分方便。而子思套用古代的五行说，将仁义礼智圣固定为一个整体，同一组概念被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思想，这样便在五行概念体系与“形于内”“不形于内”的主张间产生了表述上的矛盾，仁义礼智圣被分别说成既“形于内”又“不形于内”。在子思眼里，这只是一种表述方式，可以不必深究，而在一向重视概念分类、写过《正名》的荀子看来，则根本无法容忍，故矛头所向，给予严厉批评。其实，《五行》的“无类”早在荀子以前已被人们注意到了，帛书《五行》第一章“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竹简本则改为“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这处改动显然是因为抄写者看到，圣的内容与“不形于内谓之行”的规定不符，因为下文接着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不形于内”的四行只有仁义礼智，并不包括圣，而这里又要说它“不形于内谓之行”，不正是“无类”吗？这一点连文化程度不高的竹简抄写者都注意到了[58]，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的荀子予以批驳、揭露，不正顺理成章，十分自然吗？
当然，荀子批判思孟五行说，并不限于表达形式，更重要的，乃是因为《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归于内心，赋予其神秘、“幽隐”的内容，而没有具体解说。《五行》有何神秘、“幽隐”呢？且看下面的内容：
思不清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五行·第五章》）
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
不仁，思不能清。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心不能降。（《五行·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