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儒学，主要提出两个重要概念：仁和礼。前者亲亲、爱人，内在自觉；后者等差、名分，道德规范。孔子通过仁、礼范畴实际提出了道德实践中内在自觉与外在规范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对儒学思想的论述和讨论，而如何理解仁与礼的关系，也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另一个问题为天人关系或性与天道）。从《缁衣》等篇的内容看，它实际仍主要延续了孔子仁与礼关系的问题，其中《表记》主要讨论仁（包括义），《坊记》主要论述礼（涉及刑），而《缁衣》则泛论为君之道、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较之孔子的思想有所发展，提出与孔子不同的见解，下面将分别论述之。
1.仁、义思想
《表记》开宗明义提出：“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所谓“报”，郑玄注：“谓礼也。礼尚往来。”[18]故在《表记》看来，义乃是居于仁与礼之间的概念。其中，仁是天下的表率，义是天下的尺度，而礼尚往来则是天下的大利。所以，仁与义在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但二者又互为联系，相反相成：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有）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表记》）
仁是右，义（道）是左，“此明仁义相须，若手之左右”[19]。其中，“仁者，人也”是说，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在当时的宗法社会中，当然是“亲亲为大”（《礼记·中庸》）；而“道者，义也”是说，人生活在社会中，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范、秩序，总是要承担着相应的义务，这便是义。所以，仁是内在性的主体原则，可表现为亲亲、爱民等；义是外在性的规范原则，可表现为尊尊、尚贤等。仁和义不可偏废，“道有至，（有）义，有考。”郑玄注：“有至，谓兼仁义矣。有义，则无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义之一成之，以不失于人，非性也。”[20]最高的道（“至道”）是仁义兼备，达到了二者的统一，而其他的道只能是“取仁义之一”也。《表记》提出仁与义，并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是有其根据的。一方面，作为高度进化的生命存在，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主体意识和自觉，在于他不是消极地适应外在环境，而是根据自己的情感、意志作出选择、判断，并创造出其认为合理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人又生活于社会之中，不得不面对各种社会关系，不得不践行与其身份相应的道德规范，承担相应义务。这样，外在的规范和秩序与人的内在情感和自觉的关系如何，便成为人类道德实践中一个普遍而永恒的问题。当年孔子提出仁与礼，便是要面对周文的疲敝，试图通过以仁释礼，唤起人们的内在自觉，并重建合理的礼乐秩序。《表记》将仁与义分别看作两种不同的原则，并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无疑是承续了孔子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对后者的具体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