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批判思孟五行时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子思、孟轲前唱后和，一脉相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二人对五行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且有一定距离。子思五行说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形于内”的“德之行”，二是“不形于内”的“行”。前者指仁义礼智圣五行，称为德；后者指仁义礼智四行，称为善，所谓“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五行·第一章》）。因此，子思的五行说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仁内义外”说。而孟子虽然也谈五行，但由于反对“仁内义外”说，因此是主要继承了《五行》“形于内”的“德之行”，而不再关注“不形于内”的“行”，对五行的理解与子思已有所不同。此外，孟子多谈仁义礼智，故提出著名的“四心”说，而不是“五心”说。可见孟子在思想上继承了《五行》“形于内”的“德之行”，在概念上则主要使用仁义礼智四行，而后者在《五行》中却恰恰是“不形于内”的“行”。孟子也谈到仁义礼智圣五行：“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据庞朴先生的考证，上文“圣人”的“人”当为衍文，实际即是“圣”。[63]退一步讲，“人”字即使不是衍文，圣人本身就是圣的人格化，二者也是可以相通的。但孟子这里虽然谈到仁义礼智圣，与《五行》的理解却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早期儒家学者往往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下使用仁义礼智等概念，一是将其看作广义、抽象的，适用于所有的人，如《五行》的“德之行”；二是将其看作具体、相对的，只分别适用于具体的人伦关系，如郭店简《六德》篇的“义者，君德也”“忠者，臣德也”“智也者，夫德也”“信也者，妇德也”“圣也者，父德也”“仁者，子德也”等。前者的内容是广义的，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位置更为重要，后者的内容是狭义的，地位则相对次要。孟子上面关于仁义礼智圣的文字，显然更接近《六德》，而不同于《五行》。这些都表明，孟子与子思在对五行的理解和使用上确实已经有了相当的差距。因此很有可能，五行本是子思一个标志性的观点，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对此相当了解，并有所唱和，但由于二人的观点已有不同，主张已有变化，对五行的理解和看法也出现差异。所以，思孟前后相续，并不在于五行说本身，而在于其中“形于内”的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思孟之间存在思想的继承和联系。荀子批评五行时，将二人等量齐观，已明显有违事实，后人用“道统”看问题，往往只重其联系不重其差异，同样不可取。其实，不仅思孟之间思想存在着发展变化，就荀子而言，其对思孟的态度前后也不完全一样。《荀子·解蔽》篇说：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闻，可谓能自危矣，未可谓微也。[64]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