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在宋代以前并不是问题，当时大多数学者对此都持肯定态度。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孔丛子》也有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的说法，与《史记》所记载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34]。朱熹也说《中庸》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35]。较早对《中庸》提出疑义的是宋代欧阳修，他认为《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语，与孔子自称“学而知之者”不符，“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欤？”欧阳修看到子思与孔子思想有不一致的地方，是正确的，但他由此怀疑《中庸》“传之谬也”[36]，则并不可取。以后清代学者袁枚、叶酉、俞樾等人根据《中庸》中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怀疑《中庸》一书晚出，非子思所作。华岳，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指华山与吴岳，战国时均在秦国境内，而根据史书记载，子思主要在邹鲁宋齐一带活动，足迹未尝入秦；至于“车同轨、书同文”，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琅邪刻石“器械一，同书文字”相似，明显是秦国统一后的用语，由此认为《中庸》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乃至西汉时期。[37]这一观点由于有说服力的材料支持，在当代学者中影响很大；而那些主张《中庸》早出的学者，也往往把上述材料当作最大障碍，试图对其作出重新解释。[38]现在看来，上面两种做法都有欠妥当之处，主要因为他们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缺乏了解。李学勤先生说：“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总的说来，除了少数书籍早已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39]所以，在有各种资料明确记载《中庸》是子思所作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一两句言论，便断定《中庸》一书晚出，显然难以成立。而那些论证子思作《中庸》的人的做法，也显得过于机械。在他们看来，古书一定是纯正的，不会也不可能有后人的言论，如果有可疑的言论，一定要证明它是古人已有的，他们的出发点同样不足取。
学术史上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庸》虽是子思所作（至少是部分），但今本《中庸》却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了两个部分。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南宋的王柏[40]，他在《古中庸·跋》中说：
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