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明确提到《中庸》，说明它谈论的正是《中庸》中的慎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只引了与独居、独处有关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一句，而略去了前面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但在下面接着引时谚曰“诚无垢，思无辱”，又说“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这说明《中庸》中的慎独主要作诚讲，乃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中庸》文本的分析，是确实能够成立的。
因此，《中庸》中的慎独实际同《大学》一样，都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心的诚及外在表现，而与“小人闲居为不善”根本没有关系。所不同的是，《中庸》不是强调大庭广众对慎独的影响，而是提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认为在“隐，暗处”（朱熹语）也即独居、独处时个人的修养更为重要，更需戒慎恐惧，“诚其意”。不过，这里虽然提到独居、独处，但它同《大学》的大庭广众一样，均是对慎独的强调和说明，而慎独的主要含义仍然是指“不可离”“道”也即“诚其意”，而不是什么“慎其闲居之所为”。郑玄由于受今本《中庸》的影响，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修养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的外在行为，把作为内在精神的“独”理解为外在的独居、独处，使慎独的含义发生根本改变。而朱熹虽然注意到慎独“诚其意”的一面，并将其分为“未发”“已发”两个阶段，但由于他把慎独的“独”理解为“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而在已发的状态下，这种“独”只能是指独居、独处，所以与慎独的本义仍然存在距离。[75]
由此我们发现了慎独的本义，找到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因此，并非如学者所主张的，《五行》与《大学》《中庸》是两种不同的慎独，而是在同一个慎独的基本内涵下，存在不同的侧重和差别而已。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虽然都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心的真实状态，但《大学》《中庸》中的慎独是对“诚”而言，而《五行》则是对“仁义礼智圣”而言。但根据《五行》的规定，“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五行·第一章》），“形于内”的五行也就是一种内心之德，它与“诚”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其次，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大学》《中庸》在强调“诚其意”的同时，还注意到特殊景况对慎独的影响，如《大学》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中庸》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而《五行》则只提到“能为一”，或者说它综括了前者的两个方面。还有，《大学》《中庸》在强调精神专一的同时，还注意到慎独的外在效果，《大学》所谓“诚于中，形于外”，《中庸》“笃恭而天下平”等，而《五行》则将慎独更加精神化、内在化了。《大学》《中庸》与《五行》慎独的差别，反映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使人们对慎独有了一个更具体、深入的了解。但这种差别乃是学派内部的差别，是同中之异，在都是指内心的诚、内心的专一这一点上，它们则是一致的。所以根据《大学》《中庸》《五行》等篇的内容，我们可以将慎独理解为：不论在独处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均应“诚其意”，保持内心的诚，保持内心的专一。
[1] 邢文：《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孔子礼学的再考察》，见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784页；又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60页。
[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500页。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399页。
[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468页。
[5]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1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宋）欧阳修：《易童子问》，见《欧阳修全集》上册，571页，北京，中国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