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之后的“至善”，前人往往理解为“至善之行”，如孔颖达：“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30]朱熹也认为“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31]。这种理解可能源于下面的一段文字：“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等皆是指具体的人伦行为，而这段文字又是对“止于至善”的解释、阐发，故人们往往以此来理解《大学》的“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没有揭示出“至善”与“明明德”“亲民”的关系，使人无法看清二者的联系；其次，先秦儒学中“仁”“敬”“信”等概念往往既指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规范，又指具体的人伦规定，与“至善”有关的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把“至善”理解为具体的“至善之行”，显然不合适。实际上，“为人君，止于仁……”及其前面的“《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等语一样，是对“止于至善”中“止”的解释，而不是对“至善”的解释，用它来理解“至善”乃是对原文的误解。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32]，注意到“至善”与“明德”“亲民”的关系，无疑胜于前面的解释，但他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33]，则显然又是“六经注我”了。其实，“止于至善”就是下文的“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的这两段话实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者先在文章的首段提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也”一段里，通过“修、齐、治、平”等八条目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前面说过，“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止于至善”显然是指修身的最终结果“明明德于天下”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实际是一个整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发挥，并非在三纲领之外另有一个八条目，也并非在八条目之上还有一个三纲领，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明白这一点，不仅“止于至善”等问题可以得到理解，整个《大学》的思想结构都可得以贯通。
除了内容之外，三纲领的关系同样也是《大学》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由于《大学》的表述方式，人们往往以为由“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明明德”是始，“止于至善”是终，二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其实不然，在作者那里，“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目标，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地“明明德”。从这一点看，说《大学》是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可能更为合适。在提出三纲领后，作者接着说：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止”的“止”，朱熹的注释是：“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34]那么，“知止”即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而这种目标一旦确立，思想就会有一定向，平静而不妄动，对自身的境遇也能够安然处之，能够正确地思虑，能够有所收获。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虑”显然不是一般的思虑，而主要是对如何“止于至善”的思虑，“得”也是对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注此句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35]，基本可取。这样，作为道德实践手段的“明明德”，与作为道德实践目标的“知止”便呈现一种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本末”说，“明明德”是本，离开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从“终始”说，则“知止”是始，只有“知止”，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才能真正去“明明德”，才能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够理解“大学之道”，也才能“近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