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德”之后的“亲民”，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24]，对《大学》文字做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另一处即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25]。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亲，当作新。”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26]，足见二者的对立。郭店简中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27]，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因为这里实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亲民”写作“新民”，但作“亲”讲。郭店简就是这种情况。二是“亲民”通“新民”。所以还须从思想内容上做进一步的分析。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是看到下文有“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等语，而没有“亲民”的内容，这就是其所说的“以传文考之则有据”；另外，则是考虑到思想上的联系，他在“新民”下注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28]在他看来，前面既已说“明明德”，下面自当是与“明德”有关的“新民”，若说是“亲民”，则“文义”多少不够连贯。朱熹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但他把“新民”与“明明德”“止于至善”理解为一种并列关系，则无疑是合理的。与此不同，王阳明则把“明明德”与“亲民”看作是体用的关系：“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显然不符合原义，且与后面的“止于至善”无法统一，故从文义的连贯来看，“新民”无疑胜于“亲民”。但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的“亲民”，并非仅仅出于文义的考虑，而是对早期儒家政治理想的一种承接。他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所谓“偏了”，便是指偏于“教”的一面。在他看来，早期儒家往往重视民众的生养问题，主张先养后教，孔子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主张“富之”，“教之”（《论语·子路》），也是“养”之意大于“教”之意，所以“亲民”显然比“新民”更符合早期儒家的一贯主张。王阳明所论，可能是针对后儒“重教轻养”甚或“只教不养”的流弊而发，有其自身的价值[29]，但却不足以解决《大学》“亲民”“新民”问题的争论。因为《大学》虽然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但其主要还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详下）。从它的一些论述来看，也是重“教”（德）甚于重“养”（财），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所以从《大学》的思想看，仍是“新民”比“亲民”更接近原义。另外，从上下文看，《大学》的“亲民”主要对应的是“齐家”“治国”，而作者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依然侧重的是“德”“教”，如，“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同样说明，《大学》的“亲民”应作“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