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孟子的“四心”或“才”虽是先天的禀赋，但不排斥后天的培养，相反，只有“苟得其养”，“四心”或“才”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与滋长；如果不重视培养，“旦旦而伐之”，则会流失、陷溺，甚至消亡。这是因为，孟子的“四心”或“才”不只是形式、理则，同时也是材质、情感。形式、理则虽是形而上者，但不能离开形而下之物，只能在形而下的材质、情感中存在。“形而上者”只具有认识意义，却不是存在本身。存在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时空中的存在。故只有“苟得其养”，形式才可以通过材质的生长得以实现；而一旦“苟失其养”，则形式与材质一并归于消亡。明白了这一点，有关孟子性善论的种种争议便可迎刃而解。
主张孟子是心有善端论者，主要是着眼于孟子心的“未完足”义，认为孟子的心有一个扩充、发展的过程，故只有善之端，而不是善的完成与实现。这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自觉不自觉地却忽略了孟子的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虽是情感，但又具有理性的形式，具有发展为仁、义、礼、智的全部可能，正如树木的幼苗蕴涵着树之理，具有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可能一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强调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即是仁、义、礼、智，二者在“体”上、“理”上是一致的，若没有这种一致，则为善的可能便无从谈起，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等描述善性充足自显的言论便没有了着落，甚或流入荀子式的“化性起伪”。故孟子的心最多只能说有“未完成”义，而不可说有“未完足”义，“未完成”义也是就其材质、情感方面言，而不是就形式、理则而言。不过，在孟子那里，形式、理则又是存在于材质、情感中，是通过材质、情感的活动而实现的。
主张孟子是性本善论者，则关注孟子的心形式、理则的一面，把孟子的心看作超越心、先验心，是圆满自足的，由于孟子即心言性，故只能是性本善，而不是性有善端或性向善。但这样一来却有意无意地将形式、材质，理则、情感分为两截，而在孟子那里，形式、理则与材质、情感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故孟子的心既非先验、形式心，亦非经验、情感心，而是形上、形下，理性、情感相统一的存在心，又称为“才”，“才”是有形式的材质，是形式与材质的统一；“才”有生长、活动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此过程一方面体现为由四心到四德的提升、超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四端”之心由近及远，由家人父母到四海天下的扩充、培养。而性本善论者则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其对四心、四德关系的理解也有不准确之处，只谈本质而不谈过程，脱离活动谈存在，可以说是此说的最大不足。
更有甚者，有学者提出孟子是性向善论，将善定义为“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如此界说的‘善’当然不可能与生具有，因此不宜说人性本善，只宜说人性向善”。“人的本性，既非本恶也非本善，而是具有行善之潜能，亦即向善，只需存养扩充之。”孟子认为“作为仁义礼智根源的四心可以‘去’或‘存’，就表示人的心是活泼的、能动的，可以自觉也可以不自觉，亦即没有一定的所谓‘本善’的质素”[49]。此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顾及孟子对善的独特理解，可说是以外在理路研究孟子的极端代表，其所说的善实际是“义外”之善，而不是“义内”之善，向善也主要强调的是人心的自由选择能力。性向善也是针对整个早期儒学，而不限孟子一家，也许荀子更符合其所说的性向善。但此说竟产生一定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孟子的“四心”或“才”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容易使人产生“性向善”的错觉，但根据孟子对善的理解和定义，其学说显然应该是“性善”论，而不是“性向善”论，尽管其对“性善”有独特的理解。A.C.葛瑞汉注意到孟子的性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本质，可谓卓见！但却由此认为孟子实际并不主张性善，则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之中。凡此种种，都是因为没有从孟子自身的理路出发，没有掌握孟子独特的智慧，而要解开孟子性善之谜，恐怕还要回到孟子去，从孟子的思维、理路去理解孟子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