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孟子以上两段论述是就不同语境而言，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互补的。《告子上》是就超越、先天的层面而言，是从“体”上说的，故强调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是着眼于其超越的来源与存有。而从超越的层面、从“体”上看，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与仁、义、礼、智可以是一致、等同的，因为二者的差别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就好比幼苗与大树具有相同的树之理，理在幼苗中只是潜在的倾向、趋势，在大树中则是完成、实现，故从理论上、从“体”上也可以说幼苗与大树是等同、一致的。《公孙丑上》则是就经验、事实的层面而言，是从作用、“相”上说的，故强调“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悌恻隐之心”，此“怵悌恻隐之心”是作用、表现，是具体的“相”。“无恻隐之心”，也是指没有恻隐之心的流露、表现，“无羞恶之心”“无是非之心”“无辞让之心”依然。而恻隐之心的具体表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仁本身，故只能是“仁之端”，此“端”是开端、发端之意，故还需要“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就好比在理论上，虽可说幼苗与大树是相同的，但在事实上，幼苗还只是大树的起始、开端，从幼苗到大树还有一个具体的生长过程。所以，孟子的以上论述实际涉及两个层面，在超越、先天的层面，他肯定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与仁、义、礼、智是一致的；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他则强调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只是仁、义、礼、智之端。超越、先天层面的一致性保证了经验、事实层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首先肯定“恻隐之心，仁也”，才可以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就好比只有首先肯定幼苗与大树是一致的，属于同一种属，才可以说幼苗是大树的起始、开端。故孟子以上两个表述实际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是针对两个不同的层面而言。不过在孟子那里，所谓超越、先天与经验、事实两个层面的区分，只有逻辑、认识的意义，而没有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说孟子将心分成了形上、形下两个层面，最多只能说，孟子的心包含了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而孟子强调，这两个层面实际是一个整体，故又用“才”予以表示。
在《孟子》中，“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才能或有才能的人，如“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孟子·尽心下》），“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孟子·离娄下》），“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孟子·告子下》）。这是“才”的一般用法，还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二是指先天的禀赋，这是孟子的特殊用法，是一个专门的哲学概念。孟子用这种意义的“才”表示恻隐、羞恶、是非、恭敬四心，故通过“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孟子的心也就是善性的特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