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孟子性善论，学术界往往认为孟子是即心言性，以心善言性善，这固然不错。但也应注意到，孟子所谓善性有时是直接就仁义礼智“四德”而言，而恻隐、羞恶、是非、恭敬（或辞让）“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的关系，也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故需要专门讨论。《孟子》一书中，对于“四心”与“四德”有两处不同的论述，分别见于《告子上》与《公孙丑下》，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将其再次引用于下：
《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在《告子上》中，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是非、恭敬“四心”即是仁义礼智“四德”，二者是一种等同关系。在《公孙丑上》中，孟子则认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四心”只是仁义礼智“四德”之端，二者并非直接等同关系。孟子的两处不同表述引起学者的分歧与争议，也成为孟子研究中的焦点与难点问题。如杨泽波先生认为，“端为初生、开始义。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初生开始，而不是仁义礼智的最终完成，因此需要扩而充之，不断发展”。“《公孙丑上》第六章即四端的说法和孟子的一贯思想一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孟子的思想，而《告子上》第六章行文有省略，即‘恻隐之心，仁也’只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省略”；并认为孟子性善论不是“‘性本善论’、‘性善完成论’，而是‘心有善端可以为善论’”。[44]与此不同，李明辉先生则提出，“所谓‘四端之心’之‘端’亦是就良知之呈现而说，故此‘端’是‘端倪’或‘端绪’之义，谓良知于此呈露也。故每个人心中呈现的恻隐之心即是圣人之天心（羞恶之心等亦同），在质上原无差别”[45]。“仁、义、礼、智为本心所制定之理（法则），四端之心为本心自求实现的力量所表现之相。此处之‘端’仍可解为‘端绪’，但此‘端绪’是就本心所表现之相而言；本心有多少理，即有多少相，故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端’不可解作‘发端’义。否则说：恻隐之心为仁之发端，岂合乎孟子本意？‘发端’即含‘未完足’之义，而孟子明明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既已固有之矣，又视恻隐之心仅为其发端，岂非使性善之义落空？”[46]
